九、犯罪及其预防

通过个体心理学,我们可以了解各种不同类型的人类,但是,人类彼此之间的差异其实并没有这么明显。我们发现:罪犯和问题儿童、神经病患者、精神病患者、自杀者、酗酒者、性欲倒错者等人所表现出的失败,都是属于同一种类的。他们都是在处理生活问题时遭遇了失败,特别是在一个令人注意的固定点上,他们完全陷于失败。他们每一个人都缺乏社会兴趣,他们对自己的同胞漠不关心。然而,即使如此,我们也没有理由认为他们和别人截然不同,并将他们区分开来。没有哪一个人是可以完全合作或具有完全的社会感觉的,罪犯的失败只是程度较深的共同失败而已。

要了解罪犯,还有另一点是很重要的;但在这一点上,他们和其他人也毫无区别。我们都希望克服困难。我们都努力着,想要在未来实现一个目标,实现了它,我们将会觉得自己强壮、优越、完美。杜威(Dewey)教授把这种倾向称为对安全的追求,这是非常正确的。还有人称之为对自我保全(self-preservation)的追求。但是,不管我们如何称呼它,我们在人类身上总可以发现这条巨大的活动线——挣扎着要由卑下的地位升至优越的地位,由失败到胜利,由下到上。它从最早的儿童时期便已经开始,一直持续至生命的终止。因此,当我们在罪犯中也发现同样的倾向时,我们不必惊讶。在罪犯的各种活动和态度中,都显现出他也是努力要成为优秀的人物,要解决问题,要克服困难。他和普通人的不同之处并不在于他没有做这种形式的追求,而是他所追求的方向。当我们看出他之所以采取这种方向,是因为他不了解社会生活的要求和不关心其同胞时,我们就会知道他的行为是十分不明智的。

我们必须特别强调这一点,因为有许多人并不这样想。他们认为罪犯是不正常的人种,和一般的人完全不同。例如,有些科学家们断言:所有的罪犯都是心智低能者。还有些人特别重视遗传,他们相信罪犯是天生的,是生来就注定要犯罪的。另外还有人主张,罪恶是环境造成的,是不能改变的,一旦犯了罪,就会继续再犯下去!现在已经有许多证据足以反驳这些意见,而且我们也必须认识到,假如我们接受了这些观点,解决犯罪问题的希望便荡然无存了!在我们有生之年,我们必须消除这种人间的悲剧。从整个人类历史中,犯罪一直是一种悲剧,现在我们必须奋身而起,采取行动来对付它,我们绝不能对它视若无睹,只无可奈何地说:“这些都是遗传搞的鬼,我们一点办法也没有!”

不管是环境或是遗传都没有强迫性的力量。同一个家庭,同一个环境出身的儿童,可能朝着完全不同的方向发展。有时候,罪犯可能出身于清白的家庭,有时候,在经常有人出入监狱或感化院的犯罪世家中,我们也会发现性格和品行都很良好的儿童。而且,有些罪犯到后来都痛改前非了,许多犯罪心理学家都解释不出为什么有的强盗在将近30岁时,竟然会放下屠刀,重新做人。假如犯罪是一种先天的缺憾,或是在环境中注定要发生的,那么这些事实便无法为人所了解。然而,从我们的观点来看,它们却毫无难解之处。也许个人的处境已经变得比较优越;环境对他们的要求减少了,他们的生活样式中的错误也没有再出现的必要。或者,他也许已经得到了他想要的东西。最后,他还可能迈入老年,行动不便,不适于再继续犯罪生涯:他的骨骼僵硬得不能再飞檐走壁,梁上君子这一行他是干不下去了。

在作更进一步的讨论之前,我希望先澄清所谓“罪犯都是疯子”的观念。虽然有许多精神病患者也会犯罪,但是他们犯的罪却属于完全不同的类型。我们并不认为他们应该对自己所犯的罪负责,他们犯的罪是完全不了解自己和用错误的方法对待自己的结果。同样的,我们也应该撇开心智低能的罪犯,他们其实只是一件工具而已。真正的罪犯是那些在背后主谋的人。他们描绘出一幅美丽的远景,他们激起了心智低能者的幻想或野心,然后他们把自己藏起来,让他们的牺牲品去执行犯罪计划,并冒受惩罚的危险。当然,当经验老到的罪犯唆使年轻人犯罪时,情况也是如此。老于此道的罪犯拟好了犯罪计划,再哄骗年轻人去充当执行者。

现在,让我们再回头讨论我所提过的巨大活动线:每一个罪犯——以及其他的每个人类——都遵循着这条线在追求胜利,在追求稳固的地位。在这些目标之间,有许多的不同和变异。我们发现罪犯的目标总是在追求属于他私人的优越感。他所追求的,对别人一点贡献都没有,他也不和别人合作。社会需要各式各样的成员,我们都有合作的能力,都能彼此需要,也都是有用的。但是,罪犯的目标却不包括这种对社会的有用性,这就是犯罪行业最显著的特点。以后,我们将会讨论他们为什么会这样。现在我所要谈的是:假如我们要了解一个罪犯,我们要找出的主要点是他在合作中失败的程度和本质。罪犯之间的合作能力是各不相同的;他们有的非常缺乏这种能力,有的则相对好一些。例如,有些人约束自己只能犯点小罪小恶,有些人则会犯下滔天大罪。他们有些是主谋,有些是从犯。为了要了解犯罪的种种不同,我们必须更进一步地检讨个人的生活样式。

个人典型的生活样式是很早就会建立起来,在四五岁的年纪,我们已经可以看出其主要轮廓。因此,我们不能认为要改变它是一件简单的事情。生活样式体现了一个人的人格,只有了解一个人在建造自己的生活样式时犯了什么错误,它才有可能改变过来。所以,我们可以了解:为什么有许多罪犯虽然被惩罚过无数次,受尽侮辱和轻视,并失去了社会生活的各种权利,却仍然我行我素,一再地犯下同样的罪行。强迫他们犯罪的,并不是经济的困难。当然,在经济萧条、人们负担加重时,犯罪案件会直线上升。统计结果显示,犯罪案件的增加是和物价的上涨成正比例的。然而,这并不足以证明经济情境会导致犯罪。它所能说明的是人们的行为是受到限制的。例如,他们合作的能力便有许多限度,当达到这些限度时,他们就无法贡献自己的力量了。他们拒绝再合作,并加入犯罪的阵营。从其他的各种事实中我们也可以发现,有许多人在优越的环境下不是罪犯,但是当生活中存在太多他们无法应付的问题时,他们就开始犯罪了。此处,最重要的是生活的样式,也就是应付问题的方法。

从个体心理学的这些经验中,我们最少可以得出一点非常简单的结论:罪犯对别人都不感兴趣,他们只有有限的合作能力,超过这个限度时,他便开始犯罪。当一个问题难得他无法解决时,他的合作限度便崩溃了。如果我们考虑我们每个人都必须面临的生活问题,以及罪犯无法解决的问题,最后,我们将会发现:在我们的一生中,除了社会问题外便没有其他问题,而这些问题是在只有我们对别人感到兴趣时才能获得解决的。

个体心理学告诉我们,生活的问题可以分成三大类。第一类是与其他人之间关系的问题,也就是友谊问题。罪犯们有时候也能够有朋友,但大多只是同流合污的朋友。他们会结党营私,彼此也能推心置腹。但是,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他们是如何缩小了他们的活动范围。他们不能和正常社会的一般人成为朋友。他们把自己当做是边缘人,他们不知道和自己的同胞相处时,要怎样做才会觉得自在。

第二类问题是包括与职业有关的各种问题。如果问罪犯有关这方面的问题时,有许多人会回答:“你根本不知道工作的辛劳!”他们认为工作是辛苦的,他们不愿意像其他人一样和困难搏斗。有用的职业蕴涵了对他人的兴趣和对他们幸福的贡献,但这正是罪犯人格中所缺少的品质。这种合作精神的缺乏很早就显现出来了,所以大部分的罪犯对解决职业问题都没有充分的准备。大多数的罪犯都是不学无术,缺乏一技之长的人。如果你追溯他们的历史,你将会发现他们在学生时代,甚至是在进学校之前,就已经发生困难了。他们从未学会合作之道。要解决职业问题,非要先学会与人合作不可,但是这些罪犯偏偏与此道无缘。因此,假如他们在职业问题之前失败了,我们也不能过分责怪他们。我们应该把他看做是没有学过地理的人在参加地理科目考试一样,他自然会答非所问,甚至交白卷。

第三类问题包括了所有的爱情问题。在美好的爱情生活中,对配偶的兴趣和合作是同等重要的。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被送进感化院的犯人,在入院之前,有半数患有性病。这个现象显示,他们对爱情问题需要的是一种简单的解决方法。他们把异性当做是一宗财产,我们经常发现他们认为爱情是可以购买的。对这种人而言,性生活是征服,是占有,也是他们应该保有的东西,而不是生活中的伴侣关系。“如果不能随心所欲地得到我想要的东西,”有许多罪犯说道,“生活还有什么意思?”

现在,我们可以理解我们该从哪里开始防止人们犯罪了。我们必须教给罪犯合作之道,只在感化院里鞭打他们是没有什么用的。如果是这样,他们被释放后,很可能会再次危害社会。在目前的情况下,社会是绝对无法将罪犯完全隔离开的。因此,我们要问:“既然他们还不适于过社会生活,我们该拿他们怎么办?”在所有的生活问题上都不愿与人合作,这可不是个小问题。在一天中,我们时时刻刻都需要合作,我们和别人合作能力的程度就表现在我们观看、谈吐和倾听的方式中。如果我的观察没有错误,罪犯们看、说、听的方式都和别人不同。他们有不同的语言,我们不难猜测这种差异妨害了他们智力的发展。当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总希望每个人都能了解我们。了解本身就是一种社会因素,我们给予语言一种共同的解释;我们理解它的方式,应该是和任何其他人一样的。但是罪犯们就不是这样了,他们有私人的逻辑和私人的智慧。我们可以从他们对其罪行的解释方式中看出这一点。他们既不是愚笨,也不是心智低下。如果我们接受了他们错误的个人优越感目标,他们的结论大部分都是正确的。也许有个罪犯会说:“我看到一个人有条很棒的裤子,而我却没有,所以我要杀死他!”现在,假使我们也承认他的欲望是很重要的,而且又没有人要求他以正当的方式谋生,那么他的结论便是正确的。当然,这是完全背离常识的。最近,在匈牙利曾经出过一宗刑事案件。有几个妇人用毒药制造了许多谋杀案。当她们之一被送进监狱时,她说:“我的儿子病得奄奄一息,我只好毒死他。”如果她不愿意再合作了,除此之外,她还能做些什么?她是很清醒的,但是她却有一种不同的统觉表,对事情有不同的看法。由此,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有些罪犯在看到吸引人的东西并想轻而易举地获取它们时,会理直气壮地认为:他们应该从这个他们不感兴趣,而又充满敌意的世界中,把这些东西夺过来。他们对这个世界有一种错误的看法,他们对自己的重要性和别人的重要性也有一种错误的估计。

但在考虑他们缺乏合作精神时,这一点却不是最主要的。罪犯全部都是懦夫。他们逃避了他们觉得自己的能力不足以应付的问题。除了他们所犯的罪行之外,我们可以在他们面对生活的方式中看出他们的懦弱。即使是在他们所犯的罪行里,我们也可以看到他们的懦弱。他们隐藏在僻静和黑暗中,恐吓过往行人,在行人采取防卫措施之前先亮出了武器。罪犯以为自己是很勇敢的,但是我们绝不可认同他们的想法,否则,我们就被愚弄了。罪行是懦夫模仿英雄行径的表现。他们在追求着一种自己构想出来的个人优越感目标,他们以为自己是英雄,但其实这又是一种错误的统觉表,也是缺少常识的表现。我们知道他们是懦夫,假如他们知道我们对这一点很清楚时,必然会大吃一惊。因为当他们觉得自己击败了警察时,他们的虚荣心和骄傲感都会增加,所以他们常常会想:“我是绝不会被抓到的。”假如对每一个罪犯的生涯作一次仔细的探讨,我相信我们一定会发现他曾经犯过许多罪而未被发觉。这是一件非常不幸的事。当这些罪犯东窗事发时,他们会想:“这次我在某些地方失策了,下回一定要干得干净利落点!”假如他们成了漏网之鱼,他们会觉得自己已经达到目标了,他们扬扬得意,接受同伴的祝贺和赞赏。

我们必须打破罪犯对其勇气和机智的评断方法。但是,缺口在哪里呢?我们可以在家庭、学校或感化院里做到这一点。以后,我会再描述它的要害所在;现在,我要进一步讨论可能造成合作失败的环境。有时候,这个责任必须由父母来承担。也许母亲技巧不够,不能让孩子和她合作:她或许认为没有人能够帮助她,或许自怨自艾,自己都不能和自己合作。在不愉快的婚姻或破裂的婚姻中,我们很容易看到合作精神的缺失。婴儿最先是和母亲合作,而这位母亲很可能不希望让孩子的社会兴趣扩展到他父亲、其他孩子或成人。此外,这个孩子可能一直觉得自己是家庭中的霸王;到他三四岁的时候,另一个孩子出生了,他从王位上被赶了下来。这些都是必须被考虑的因素;而且,假如你追溯罪犯的生活,你大概会发现,他的麻烦在他早年的家庭生活中便已经出现了。具有影响力的并不是环境本身,而是孩子对其地位的误解,而且也没有人去纠正他。

假如有一个孩子在家庭中特别杰出或天赋特别高,对其他的孩子来说这是一件难堪的事情。这种孩子获得了最多的注意,其他人则觉得气馁而愤愤不平。他们拒绝合作,因为他们想奋力竞争,却又没有足够的信心。在这些被别人的光芒所遮掩,而没有机会表现自己才能的孩子身上,我们常常能看到这种不愉快的人格发展。在他们中间,我们可能发现有罪犯、神经病患者或自杀者。

对于缺乏合作精神的孩子,在上学第一天我们就能够从他的行为中看出缺点。他无法和其他的孩子交朋友,也不喜欢老师。他漫不经心,上课时也不听讲。如果老师不了解他,他可能会遭受新的打击。他会受尽冷嘲热讽,而不是谆谆教导和鼓励,教师不会向他传授合作之道。无疑,他会觉得学业很乏味!假如他的勇气和自信时时受到新的打击,他自然不可能对学校生活感兴趣。你常常会发现很多罪犯在13岁时仍然停留在四年级,而且时常因为他的愚笨受到责备。他对别人的兴趣逐渐丧失,他的目标也渐渐转移到没有用的东西上面。

贫穷也很容易使人对生活产生错误的解释。出身贫寒的儿童在家庭之外可能会遭到社会的敌视。他的家庭可能衣食匮乏,终日在愁云笼罩中和生活搏斗。他自己也可能很早就需要赚钱贴补家用。以后,当他看到许多有钱人过着奢侈的生活,并能随心所欲地购买东西时,他会觉得他们享受的权利是不应该比他多的。这就是在贫富悬殊的大都市里犯罪案件特别多的原因。妒忌绝不会产生有价值的目标。在这种环境中的儿童很容易发生误解,以为得到优越感的方法就是对金钱的不劳而获。

自卑感也可能集中在身体的缺陷上,这是我自己的发现之一。由于这一点,我竟然也替神经学和精神病学中的遗传理论作了开路先锋,这真是不无遗憾。但是,最初我在写由身体引起自卑感和其心灵上的补偿作用时,我便已经预感到这种危险了。这种自卑感的产生不应归咎于身体,而应问罪我们的教育方法。如果我们用的方法正确,身体有缺陷的儿童对别人和对自己都会感兴趣。假如没有人在旁边帮助他们发展对别人的兴趣,他们便会只关心自己。当然有许多人是患有内分泌腺的缺陷,但是我却很乐于澄清一个事实:我们绝对无法说出某种内分泌腺的正常作用应该是什么样子的。我们内分泌腺的作用可以有相当大的变化而不损及人格。因此,我们可以撇开这个因素不予考虑,尤其是如果我们的目的是找出正确的方法,从而使这些孩子也成为良好的公民并且有和其他人合作的兴趣时,更应如此。

在罪犯中有相当大的比例是孤儿,按照我的看法,如果人类不能在这些孤儿之间建立起合作精神,简直是我们文明的奇耻大辱。私生子也是如此——没有人挺身而出来赢取他们的情感,并将之转移到全体人类身上。被遗弃的孩子经常会走上犯罪之路,尤其是当他们知道没人要他们的时候。在罪犯中间,我们也经常能够发现容貌丑陋的人,这件事实曾经被用来证明遗传的重要性。但是,请设身处地地想一想,容貌丑陋的人会有什么感觉!他是非常不幸的。也许他是不同种族的混血儿,没有吸引人的外貌,遭受着社会的偏见。如果这一类的孩子长得很丑,他的整个生命都承受着重压,他甚至没有我们每个人最喜欢回忆的时光——欢乐而美好的儿童时代。但是,假如我们用正确的方法来善待这些孩子,他们是会发展出社会兴趣的。

还有一件有趣的事实是在罪犯们中间,有时候我们也会发现英俊潇洒的男孩或男人。假若前一类型的人可以被认为是不良遗传的牺牲品,天生就带有身体上的缺陷——如残手、兔唇等等,对这些英俊的罪犯,我们又该怎么理解呢?其实,他们也是生长在一个很难发展出社会兴趣的情境里,他们是被宠坏的孩子!罪犯可以被区分成两种类型。有一种人不知道世界上还有所谓的同胞之爱,对它也完全没有经验。这种罪犯对别人有一种敌意的态度;他的外貌充满敌意,并且把每一个人都当做敌人看待。因此,他根本不会发现有人欣赏他。另一种类型是被宠坏的孩子。在犯人的埋怨中,我经常注意到有人在说:“我会有今天的下场,都是因为我的母亲把我惯坏了。”对这一点,我们应该再详加讨论,但是我之所以在这里提到它,只是要强调:尽管罪犯所受的教养和训练各不相同,但他们却都没学会合作之道。父母们可能也想把他们的孩子教育成良好的公民,可是他们却不知从何入手。如果他们整天板着脸孔,事事吹毛求疵,他们一定不会有成功的机会。如果他们骄纵他,让他成为舞台上的主角,他就会只因为他自己的存在,便觉得自己很重要,而不愿意作任何有创造性的努力,以博取其他人的赞扬。因此,这种孩子会失掉奋斗的能力,他们一直希望有人来注意他们,也一直期待着某些事情的到来。如果他们找不到可以满足他们愿望的方法,他们就会责怪环境。

现在,让我们研究几个个案,来看看我所说的是否正确,当然,这些个案的内容并不是为这个目的而写的。我要讨论的第一个个案,是从薛尔敦(Sheldon)和吉利克(Eleanor T·Glueck)合著的《五百犯罪生涯》一书中选出来的,是“百炼金刚约翰”的个案。这个男孩检讨他犯罪生涯的起因时说:

“我从没有想到我会这么自甘堕落的。一直到十五六岁,我和别的孩子都是一模一样的。我喜欢运动,我也经常到图书馆借书来看,我的生活井井有条。后来,我的父母让我退学,要我去工作,并且把我的薪水全部拿走,每个礼拜只给我五角钱。”

这些话都是他的控诉。如果我们问他和父母之间的关系,如果我们能够看到他的整个家庭情境,我们就能发现他真正经验到的是什么。目前,我们只能断定他的家庭不太和谐。

“我工作了将近一年,然后我开始和一个女孩子来往。她很喜欢玩。”

我们经常会发现罪犯会把感情寄托在一个喜爱玩乐的女人身上。这是一个合作程度的问题和考验。他和一个喜好玩乐的女孩子来往,可是他每星期却只有五角零用钱。我们不认为他这样做真的能解决爱情问题。他应该知道天下还有许多女孩子。在这种情况下,假如是我,我会说:“如果她这么喜欢玩乐,她一定不是我想要的女孩子!”可是,每个人对生活中什么东西最重要的看法却是各不相同的。

“这年头,只凭一个礼拜五角钱,你根本不可能让女孩子玩得痛快。老头子又不肯多给我一点。我难过得很,心里总是在想,要怎样我才能多赚一点钱?”

常识会告诉他:“你应该更加努力,多赚一点钱。”但是他却想不劳而获,他希望讨好这个女孩子,也使自己高兴,其余就管不了那么多了。

“有一天我遇见了一个人,很快我们就混熟了。”

遇见陌生人是对他的又一次考验。有正当合作能力的男孩子,是不可能被引诱动心的。但是这个孩子的处境却很可能使他接受诱惑。

“他是‘老大’(换句话说,就是资格很老的窃贼。他聪明能干,精通此道,而且肯和你分享成果,又不会用卑鄙手段来害你)。我们一起干了几票生意,都顺利得手了。以后我就很熟练了。”

我们还了解到:他的父母有一栋他们自己的房子。父亲是一家工厂的领班,只有周末他们才能全家团聚。这个男孩是家里三个小孩之一;在他误入歧途之前,他们家里从没有人有犯罪的记录。我很想知道主张遗传的科学家对这个个案会有什么样的解释。他还承认他在15岁时便开始和异性发生性关系了。我敢断言有些人一定会批评他好色。但是这个孩子对别人并没有兴趣,他只想使自己快乐。纵情声欲是任何人都能做到的,这并没什么困难。这孩子是想在这方面寻求别人的欣赏——他想要成为征服异性的英雄。他在另一方面的兴趣也能证实我们所说的各点。他希望在容貌上胜过别人,以吸引女孩子的注意。他替她们付钱,希望能赢得她们的芳心。他戴着一顶宽边帽,颈部系着一条红色的大手帕,皮带上插着一把左轮手枪,并给自己取了一个“西部不法之徒”的外号。他是个虚荣心很强的男孩,想要表现自己的英雄作风,但又没有其他的方法。因此,他16岁因行窃被捕后承认了控诉他的各种罪名,并大言不惭地说:“还有很多其他事呢!”

“我不认为有什么活下去的价值。对于一般所谓的人道,我除了最彻底的蔑视外,就一无所有了。”

这些思想其实全部是潜意识的。他不了解它们,他也不知道它们连贯起来以后的意义是什么。他觉得生命是一种负担,但是他却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这么气馁。

“我学会了不信任别人。大家都说贼不互偷,其实没这回事。我曾经有个伙伴,我对他仁至义尽,他却在暗中害我!”

“如果我有了足够的钱,我也会像平常人一样正直的。我的意思是说:我要有足够的钱可以任意花销而不必工作。我不喜欢工作,我讨厌它,以后我也绝不工作。”

我们可以把这最后一点转译如下:“该对我误入歧途负责的,是压抑。我强迫着要压抑下自己的希望,结果变成了罪犯。”这一点,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我从来没有存心想犯罪。每当我开车到一个地方去的时候,自然就有一些东西会来招惹你,让你心痒难熬,结果只好把它带走了。”

他相信这是英雄行径,绝不承认它是一种懦弱的表现。

“我第一次被捕时,身边有价值四千元的珠宝。但是我实在想不出有什么事是比找女朋友更痛快的,所以想卖掉珠宝换点现金去看她,结果他们就抓到我了。”

这种人在他们女友身上大把地花钱,轻易地赢得了她们的好感,他们都认为这是一种真正的胜利。

“监狱里有各种学校,我要在这里尽我所能地接受教育——我不是要洗心革面,而是要把自己变成社会上更厉害的人物!”

这种态度表现出对人类的极度痛恨。不仅如此,他根本就不想人类生存在这个世界上。他说:“如果我有孩子的话,我一定要绞死他!你想我会罪恶深重到把一个人带进这世界里来吗?”

我们该怎样感化这样的人?除了设法增进他的合作能力,并让他明白他对生活估计的错误所在以外,实在没有其他办法了。我们只有在追溯出他儿童时代最早的误解时,才能设法劝服他。在这个个案中,我对这方面一无所知。个案并未描述我所认为的重要之点。如果一定要我猜测的话,我会猜他是长子,最初像平常长子一样地受尽宠爱,以后,因为另一个孩子的出生,使他觉得权位尽失。假如我的猜测正确,你会发现:诸如此类的小事都可能妨害到合作的发展。

约翰还说,当他被送入工业感化学校后,在那里受尽了虐待。当他离开时,心里充满了对社会的强烈仇恨感。对这一点,我必须说几句话。从心理学家的观点来看,监狱中的粗暴待遇就是一种挑战。它是对强韧性的考验。同样地,当犯人们不断听到“回头是岸,重新做人”时,他们也会把它当成是一种挑战。他们要成为英雄,因此他们非常乐于接受这一类挑战。他们把它看成是一种比赛,他们觉得社会在挑战他们,他们必须坚强地撑下去。如果一个人以为他正在和全世界作战,还有什么事比挑战更能惹恼他?在问题儿童的教育里,向他们挑战也是最大的错误之一:“我们看看谁比较强!我们看看谁撑得住!”这些儿童和罪犯一样,都沉迷在要成为强者的观念里。如果他们够聪明的话,他们也会知道自己是可以摆脱这种观念的。感化院里常常对犯人们提出种种挑战,这是最糟糕的做法。

现在我想给你看的是一个谋杀犯的日记,他已经因为这项罪名被处绞刑了。他残酷地谋杀了两个人,在作案之前,他把自己的意向都写了下来。这部日记给了我一个机会,让我能描述在罪犯心中进行的计划。没有哪个人在犯罪之前是没有计划的,在计划之时,他们对自己的行为必然会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在这一类的自白书中,我从没有发现过把自己的罪行描述得简单明了的例子,也从没有发现过不想替自己的行为辩解的犯人。在此,我们可以看出社会感觉的重要性。即使是罪犯,也会想和社会感觉协调一致。同时,他还要准备消灭社会感觉,在他作案之前,要先突破社会兴趣的壁垒。因此,在陀思妥耶夫斯基(Dostoievsky)著名的长篇小说《罪与罚》中,拉斯柯尼科夫(Raskolnikov)在床上躺了两个月,考虑着他是否该去犯一项罪行。最后,他用这个想法鼓起了勇气:“我是拿破仑,还是一只虱子?”罪犯们经常用这一类的想象来欺骗自己,激励自己。其实,每个罪犯都知道他不是在从事着有用的生活面,他也知道生活中有用的一面是什么。然而,由于懦弱之故,他却对它置之不理。他之所以懦弱,是因为他缺乏成为有用之才的能力,生活的问题都是需要和人合作才能解决的,可是他对合作之道却一窍不通。以后,罪犯们会想解脱掉他们的负担,他们会寻找一些借口来掩饰自己的行径,例如生病、失业等等。

下面都是从这部日记中摘录出来的句子:

“认识我的人都背离了我,我讨人厌,我惹人嫌,我是众人侮辱的目标(他显然很爱面子)。我的巨大不幸几乎要把我毁灭。没有什么东西值得我留恋,我觉得我无法再忍受下去了。我应该听天由命、任人宰割,可是吃饭的问题怎么办呢?肚皮可是不听指挥的啊!”

他开始寻找借口了。

“有人预言我会死在绞刑台上。但是话又说回来,饿死和死在绞刑台上又有什么区别呢?”

在一个个案里,有个母亲对他的孩子预言道:“我知道有一天你一定会绞死我!”当这个孩子17岁的时候,果然绞死了他的妈妈。预言和挑战是有同样作用的。

“我顾不得后果了。无论如何我总要死的。我一无所有,别人也拿我无可奈何。既然我想要的女孩子都不肯和我见面了……”

他想要勾引这个女孩子,可是他既没有体面的衣裳,又没有钱。他把这个女孩子看做是一宗财产,这就是他对爱情和婚姻问题的解决方法。

“我也只好拿出同样的手段,想办法把她弄来当奴隶,否则我就彻底受不了了!”

这种人都喜欢采取激烈的极端主义。他们像小孩子一样,或者得到每一件东西,或者什么东西都不要。

“星期四我就要孤注一掷了。祭品也已经选定,我在静待着时机的到来。当它来临时,发生的将是一件没有人干得了的事。”

他是自己心目中的英雄,“它一定惨绝人寰,不是每一个人都做得出来的。”他带了一把小刀,杀死了一个大惊失色的人。这真不是每个人都做得出来的事!

“像牧羊人驱赶羊群一样,肚子也驱使着人们去做最黑暗的罪行。可能我再也看不到太阳升起了,不过我不在乎。最可怕的事情就是饥饿的痛苦。我已经受够这种痛苦的煎熬了。最后的苦恼将是接受他们的审判。犯了罪当然要付出代价,不过死亡总比挨饿好。如果我饿死了,没有人会注意到我。可是,现在有多少人会注意我!也许有些人还会为我流下同情之泪。我已经下定决心了,我必须干!没有一个人曾经像我今夜这么彷徨,这么害怕过。”

毕竟他不是他自己所想象的英雄!在审讯时,他说:“虽然我没有击中他的要害,我还是犯了谋杀罪。我知道我是注定要陈尸绞架了,遗憾的是别人穿的衣服都那么漂亮,而我却一辈子都没穿过像样的衣服。”他不再说饥饿是他的动机了,现在他关心的是衣服。“我不知道我到底做了什么事。”他辩解道。罪犯辩解的方式各有不同,但是他们总会来这么一手。有时候,罪犯在作案以前会先喝酒以推卸责任。这些都证明了他们要如何努力才能突破社会感觉的壁垒。在每一个对犯罪生涯的描述中,我相信我都能指出我所说过的各点。

现在,我们面临真正的问题了,我们该怎么办呢?如果我的说法正确,在每件犯罪案件中,我们都能看到缺乏社会兴趣而又没有学会合作之道的个人,在追求着虚假的个人优越感,我们又该怎么办呢?对待罪犯就像对待神经病患者一样,除非我们在赢得他们的合作上能获得成功,否则我们就一筹莫展。然而,我却不能过分强调这一点;假如我们能使罪犯对人类的幸福产生兴趣,假如我们能使他们对其他人感到兴趣,假如我们能教会他们用合作的方法来解决生活的问题,那么就不会有任何问题了。如果我们做不到这些,我们就什么事也办不了。这项工作并不像它看起来那么简单。我们不能让他做简单的事情来争取他,当然我们更不能要他做他做不了的事情。我们也不能指出他的错误,并和他发生争辩。他的意志是很坚定的,他用这种方式来看这个世界已经有许多年了。如果我们要改变他,我们必须找出他行为模式的根基。我们必须发现他的失败是从什么地方最先开始的,以及造成这种失败的环境是怎样的。他的人格的主要表现在四五岁的时候便已经决定了;他在犯罪生涯中表现出来的对自己和对世界估计的错误,也是在这个时候造成的,我们必须加以了解和纠正的也就是这些原始的错误。因此,我们必须找出他的态度最初的发展历程。

以后,他会把他经验到的每一件事情都用他的态度来加以解释,如果他的经验和他的态度不十分符合,他会沉思、回味,直至其形状面目全非。假如有个人有这种态度:“天下人都在侮辱我,亏待我。”他就会发现许多能使他信心更为坚定的证据。他会拼命搜寻这一类证据,对另一方面的证据则视而不见。罪犯只对他自身和自己的观点感兴趣,他有他自己观看和倾听的方式,我们常常可以看到他对和他自己生活解释不一致的事物,一概不予注意。因此,除非我们能获知他各种解释背后的意义,和他各种观点的成因,并发现他的态度最初开始时的方式,否则我们就无法劝服他。

这就是严厉刑罚总是不生效的原因之一。罪犯会把它看做是社会充满敌意及不可能与之合作的证据。这一类事情可能是在学校遭遇到的,他会因此而拒绝合作,结果不是成绩每况愈下,就是在班上捣蛋不停。因此,他会再受到责备和惩罚。可是这样就能鼓励他和别人合作吗?不会的,他会对这个情境更感到失望,觉得大家都在和他作对。有什么人会对一个经常受到责备和惩罚的地方培养出兴趣呢?在这种情况下,孩子会信心全失,他对学校、老师、同学再也不会感兴趣。他开始逃学,四处游荡,寻求隐匿之所,以免被发现。在这些场所,他会找到一些和他有同样经验,又走上同样道路的孩子。他们了解他,他们不但不责怪他,反倒恭维他,并燃起他的野心,让他把希望寄托在生活中无用的一面上。当然,因为他对社会的生活要求不感兴趣,他会把他们当做他的朋友,并把一般的社会当做敌人。这批人很喜欢他,他和他们相处也觉得自在多了。就这样,许许多多的孩子加入了犯罪集团,假如在以后的生活中,我们也以同样的方式对待他们,他们会拿它当做新的证据,认为我们都是他们的敌人,只有罪犯才是他们的朋友。

这种孩子是完全不应被生活的考验击垮的。我们不应该让他们丧失希望。假如我们在学校中能培养孩子们的自信和勇气,我们便能很容易地防止这一点。以后,我们将对这种主张作更详尽的讨论,现在我们只是利用这个例子来说明罪犯如何一贯地把惩罚解释为社会和他作对的象征。

严刑峻罚产生不了效果还有其他的原因。有许多罪犯并不十分珍爱他们的生命,他们之中有些人在生命的某些时刻几乎是在自杀边缘徘徊。严刑峻罚根本吓阻不了他们。他们沉迷在想击败警察的欲望里,一心一意地要证明警察对他们无可奈何。他们把很多事物都当做是挑战,这就是他们对这些挑战的反应之一。如果狱警严格苛刻,如果他们受到苛薄待遇,他们必然会拼死抵抗到底。这样做只会增加他们想与警察一较高低的决心。他们对每一件事情都是依照这种方式来解释的。他们把他们和社会的接触当做是一种连续不断的战争,并竭力想在其中获得胜利;假如我们也抱有同样看法,那就正中其下怀。即使是电椅也可以作为这一类的挑战。罪犯们好像以为他们是在赌博,赌注愈高,他们想表现自己技艺超群的欲望便愈强。有许多罪犯之所以犯罪,都是这个原因。被判处极刑的犯人经常会懊悔他们为什么没能逃过警探的耳目:“我要是没丢下那块手帕就好了!”

我们唯一的补救方法就是找出罪犯在儿童时期所遭受到的对合作的妨碍。在此,个体心理学为我们在这片黑暗大陆上投下了一片曙光,我们因此可以看得比较清楚。在5岁左右,儿童的心灵就成为一个整体,他人格的许多线脉都聚汇在一起了。遗传和环境对他的发展也会有所影响;但我们对孩子带了些什么东西到这个世界上来,以及他所遭遇到的经历并不十分关心;我们注意的是他利用它们的方式,他对它们有什么看法,以及他因为它们而达到的成就。了解这一点是相当重要的,因为我们对遗传的能力或无能其实是一无所知的。我们必须考虑的是他所处情境的各种可能性,以及他把它们运用至何种程度。

所有罪犯尚可挽救的余地是他们还有某种程度的合作,不过却不足以适应社会生活的要求。对这一点应负最大责任的是母亲。她必须知道如何扩大这种兴趣,如何把孩子对她的兴趣扩散,直到它变成对别人的兴趣。她必须以身作则,让孩子对全体人类和自己未来的生活产生兴趣。但是,也许这位母亲不愿意让她的孩子对任何其他人感兴趣,她的婚姻可能不是很美满,夫妻俩正考虑要离婚,或他们彼此妒忌对方等,因此,她可能希望自己能完全保有这个孩子,她宠爱他,骄纵他,不愿意让他脱离自己而独立。在这种情况下,孩子合作能力的发展自然会受到限制。

对别的儿童的兴趣,对社会兴趣的发展也是非常重要的。有时候,一个孩子若是成了妈妈的心肝宝贝,别的孩子便不大愿意和他交朋友。当他对这种情况发生误解时,这就很容易成为犯罪生涯的起点。假如家庭中有一个杰出的天才,在他前后的孩子经常会成为问题儿童。例如,次子长得很讨人喜爱的时候,他的哥哥就会觉得自己光彩尽失。这种孩子很容易用自己遭受到忽视的感觉来欺骗自己、沉迷自己。他会到处寻找证据来证明他观点的正确。他的行为开始反常,他因此受到严厉的管束,结果他更加相信自己被放在了冷板凳上。由于他觉得受到别人的压迫,他会开始偷窃;被发现后,又饱受惩处,这样一来,没有人喜欢他以及人人都在和他为敌的证据便更多了。

当父母在子女面前抱怨生活艰难、世道险恶时,他们也会妨碍孩子社会兴趣的发展。假如他们老是指责他们的亲戚或邻居,老是批评别人并显露出对别人的恶意和偏见,也会发生同样的事情。无疑,孩子们长大后,对其同胞的为人会产生出歪曲的看法,如果他们因此转而反对他们的父母,我们也不必感到惊讶。一旦社会兴趣受到阻碍,剩下来的就只有自私的态度了。这种孩子会觉得:“我为什么该替别人效力?”而且,当他用这种态度无法解决生活的问题时,他会犹疑不决,并寻找能使自己下台的脱罪之辞。他会认为和生活搏斗是相当艰难之事,假如他伤害了别人,他也毫不在意。既然这是一场战争,那么使出什么手段都是无可厚非的!

从下面的几个例子中,你可以追溯出罪犯的发展模式。在一个家庭里,第二个儿子是问题儿童,据我们所知,他身体十分健康,也没有遗传性的缺陷。他的哥哥是家里的宠儿,他始终像在参加一项比赛要打败他的对手一样,时时想赶上他哥哥的成就。他的社会兴趣完全没有发展出来,他对母亲的依赖非常之深,并且尽其所能地向她索取每一样东西。在和他的哥哥竞争时,他觉得非常棘手,他的哥哥在学校里总是名列前茅,而他自己则是班上最后几名。他想要统驭别人的欲望是非常明显的,他在家中老是对一位老女仆发号施令,让她忙得团团转,并且像士兵一样地训练她。这位女仆很喜爱他,因此在他20岁时她仍然让他过着扮演将军的瘾。他一直对他必须完成的工作心怀忧虑,同时也总是一事无成。当他经济困难时,便向母亲开口要钱,虽然难免要受她的批评和指责,不过最后还是能如愿以偿。他突然结婚了,他的困难也随之增加。可是,他所关心的只是要赶在他的哥哥之前结婚,并视之为他的一大胜利。因此可见,他对自己的估价实在是太低了——他只想在这类微不足道的小事上占上风。他根本还没有做好结婚的准备,所以夫妻俩便时常吵架。当他的母亲不能像以往一样地资助他时,他订购了一架钢琴,转售掉后,又付不出货款,结果便吃了官司,锒铛入狱。在这段历史中,我们在他童年时代便看到了他以后行径的基础。他在哥哥的阴影下成长,就像一株小树被大树夺尽阳光一般。他聚集了各种印象,认为他和出尽风头的哥哥相比,受到了太多的轻侮和忽视。

我要举的另一个例子,是一个野心勃勃而又非常受父母宠爱的女孩子。她有一个深为她所妒忌的妹妹,不论是在家里或是在学校,她的敌意都很明显地流露出来。她一直很注意她的妹妹受偏爱的证据,例如获得较多的金钱或糖果等等。有一天,她偷了同学的钱,被发现了,并且受到处罚。幸好,我有了向她解释前因后果的机会,她也因此摆脱了她无法和妹妹一较短长的观点。同时,我也向她的家庭解释这种情况,他们同意避免再造成妹妹更受偏爱的印象,以消除她的敌意。这是20年前的事了,现在这个女孩子已经结婚生子,成了很有声望的妇女,从那次以后,她在生活中再也没有犯过重大的错误。

我们已经考虑过对儿童的发展特别危险的各种情境,现在,我很乐于把它们作个总结。我们之所以要强调它们,是因为如果个体心理学的发现是正确的,那么我们就必须先认清这些情境对罪犯观念的影响,才能真正帮助他参加合作活动。容易产生特别困难的三类儿童,第一是身体有缺陷的儿童,第二是被宠坏的儿童,第三是受到忽视的儿童。身体有缺陷的儿童觉得自己被自然剥夺了天赋的权利,除非他们对别人的兴趣受到特殊的训练,他们总是比平常人更关心自己。他们也一直在寻求统驭别人的机会。我曾经看过一个个案,一个男孩子因为追求女孩遭到拒绝而觉得受到侮辱,结果竟唆使一个年纪比他小而且又比他笨的男孩去刺杀她。被宠坏的男孩心里总是牵系在宠爱他们的母亲身上,他们无法把兴趣扩展到世界的其他部分。没有哪一个孩子是完全被弃置不顾的,如果这样的话,他必定连婴儿期的第一个月都无法度过。但是,在孤儿、私生子、弃婴、丑陋的儿童和残疾儿童之中,我们发现了许多可称为受到忽视的儿童。因此,罪犯可以分为两种主要类型——丑陋而被轻视以及英俊而被宠坏——的原因,便不难了解了。

我曾经想在我自己接触过的罪犯之中,以及我在报章书籍读过的对罪犯的描述之中,找出罪犯的人格结构。我发现,个体心理学的主要概念,能让我们对此有所了解。下面,我要从费尔巴哈(An-ton von Feuerbach)所著的一本古老的德国书中选出几个例子,来作更进一步的说明。在这些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到犯罪心理学的最佳描述。

(一)康拉德(Conrad K.)的个案。他和一个工人合力谋杀了他的父亲。他的父亲一向轻视这个孩子,对他残暴不仁,并把整个家庭搞得鸡犬不宁。有一次,这个孩子还手打他,他就把孩子带上法庭。法官对孩子说道:“你的父亲太恶劣了,实在是没办法!”请注意这位法官的话已经种下了祸因。这个家庭想尽方法要改变父亲的劣根性,但总是无计可施。后来,发生了一件更令他们失望的事情。这位父亲把一个声名狼藉的女人带回来同居了,并且把他的儿子逐出了家门。这个孩子结识了一个工人,他对孩子的处境极表同情,并劝这个孩子杀掉父亲,以绝后患。这个孩子因为母亲之故而犹豫不决,但是家中的情况却江河日下,一天不如一天。经过长期的考虑之后,他终于同意了,借着这个工人的帮助,他杀死了父亲。在此,我们看到这个孩子甚至不能把他的社会兴趣扩展到父亲身上。他仍然依恋着母亲,并且非常尊敬她。在他毁灭掉这些残余的社会感觉之前,他必须先找出脱身之词以减轻自己的罪状。当他从这个工人之处获得支持后,凭着一股怒气,他便下定决心犯下罪行。

(二)玛格丽特·史文齐格(Margaret Zwanziger)的个案,她的外号是“毒药女死神”。她从小在孤儿院长大,外表瘦小丑陋,她就像个体心理学所说的那样,急于想吸引别人的注意,但却饱受冷眼。在经过许多令她心灰意冷的尝试之后,她曾经三次试图毒死别的女人,希望能因此而占有她们的丈夫。她觉得她们夺走了她的情人,除毒死她们外,她想不出其他的方法来夺回她的情人。她假装怀孕,企图自杀,以获取这些男人的关怀。在她的自传里(有许多罪犯都以撰写自传为乐),她写道:“我每次做了恶事以后,都会想:‘没有人曾经为我悲哀过,我为什么要对他们的不幸感到悲哀呢?’”她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这样想。这可以作为个体心理学对潜意识观点的证据。

在这些文字里,我们可以看出她如何唆使自己去犯罪,并为自己找出各种借口。当我主张要合作并培养对别人的兴趣时,总会听到这一类的说法:“可是别人对我并没有兴趣呀!”我的回答是:“反正一定要有人先开头的。如果别人不肯合作,那并不是你的事。我的看法是由你自己先开头,不必管别人合作不合作!”

(三)N.L.,长子,教养欠佳,跛一脚,以兄代父职,管理他的弟弟们。这种关系也是一种优越感目标,乍视之下,它似乎是属于有用的一面。然而,它也可能是一种骄傲和炫耀的欲望。以后,他把母亲赶出家门去行乞,并且骂道:“滚你的蛋吧!老狗!”我们真要替这个孩子感到悲哀,他甚至对母亲都不感兴趣了。如果我们从他孩提之时起就了解他,我们就能知道他是如何走向犯罪生涯的。他失业了很长一段时间,没有钱,又染上了性病。有一天,在回家的途中,他因为想强占弟弟的微薄收入而和弟弟发生了争执,并杀死了他。在此,我们看出了他合作的极限——失业,没有钱,还有性病。每个人都会有这样的限度,超出了这个限度,他就觉得再也难以为继了。

(四)一个最初是孤儿的孩子被一位养母收养了,她娇宠他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他因此成了一个被宠坏的孩子。他热衷于竞争,想高人一等,并给人以深刻的印象。他的养母鼓励他,并且爱上了他。结果他变成了骗子和诈骗犯,不择手段地骗钱。他的养父母是贵族的后代,他也装出贵族的派头,花光了他们的钱,并将他们从他们的房子中赶了出去。不良的教养和过分的骄纵使他不务正业,他认为要克服生活困难的唯一途径就是撒谎和欺骗。这使得每个人都成了他所要欺骗的对象。他的养母宁可爱他,也不要自己的丈夫和儿子。这种待遇使他觉得他有获取每样东西的权利。但是,他认为自己无法用正当的方法来获取成功,这又显示出他对自己的能力过分低估。

我们已经指出:任何孩子都不应该受到这种令人气馁,而且对合作又毫无助益的自卑感之害。在面对生活问题时,并没有哪一个人是注定要被击败的。罪犯都采用了错误的方法,我们必须向他指出他错在什么地方,为什么采用这种方法,同时,我们还要鼓励他对别人发生兴趣并且和别人合作。如果大家能认识到犯罪是懦弱的表现,而不是勇敢的行为,那么我相信,罪犯就无法对自己的行为自圆其说,而且也没有小孩子再愿意在未来走上犯罪道路。在所有罪犯的个案里,不管对它们的描述是否正确,我们都能看到儿童时期错误的生活样式的影响,这种样式都表现出缺乏合作的能力。我相信合作的能力是可以通过训练获得的,它与遗传根本没有关系。当然,合作的潜能是天生的,但是每个人都有这种潜能,要想激发它,就必须加以训练和练习。在我看来,关于犯罪的其他观点都是多余的,除非我们能造就精通合作之道而且又是罪犯的人。我从来没有遇见过这种人,我也从未听说有人曾遇见过这种人。防范犯罪的最佳方法就是适当程度的合作。只要这一点未被认清,我们就无法期望能避免犯罪的悲剧。教孩子合作就像教他们地理课一样,因为它是一种真理,真理必然是可以传授的。不管是成人还是儿童,假如他没有充分准备就去参加地理科目的考试,他必然会遭到失败。同样的,不管是成人还是儿童,假如没有充分准备,就到一个需要合作的情境去接受考验,那么他也会一败涂地。

解决我们面临的各种问题都是需要合作的。我们对于犯罪问题的科学探讨已经接近尾声,现在我们必须鼓起勇气,面对事实。人类在地球上生存了千万年,仍然找不出应付这个问题的正确方法。曾经被使用过的方法似乎没有效果,而犯罪仍在我们身边不断发生。经过研究,我认为这种现象的原因是我们从未采取适当的措施来改变罪犯的生活样式,并预防他们养成错误的生活样式。缺少了这个环节,任何方法都无法真正产生效果。

让我们重新回顾一下我们研究的过程。我们已经发现罪犯并不是特殊的人类,他和其他人一模一样,他的行为也是人类行为合理的延伸。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结论。假如我们了解犯罪本身并不是孤立的事件,而是生活态度的病征,假如我们能看出这种态度是如何造成的,而不把它看做是根本解决不了的问题,那么我们就有足够的信心来改变它。我们发现,罪犯不合作的思想和行为一般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这种缺乏合作的根基最早可以追溯到儿童时期,大约四五岁的时候。在这段时间,他对别人兴趣的发展出现了阻碍。我们已经描述过产生这种阻碍和他的母亲、父亲、同伴、周围的社会偏见,以及环境的困难等因素之间的关联性。我们发现,在形形色色的罪犯之间,在各种不同的失败者之间,他们最主要的共同点就是缺乏合作精神,缺乏对别人及对人类幸福的兴趣。假如我们想要在罪犯身上有点作为,我们就必须培养他们的合作能力。除此之外,别无他途。要使罪犯有所改变,我们所做的每件事情都取决于他是否具备合作能力这个因素。

罪犯和其他的失败者有一点不同之处。他虽然在长期反抗合作后,像其他人一样失去了在正常的生活工作中获取成功的信心,但是,他还从事了某些活动,只是这些活动都被他投向了生活中消极的方面。他在这些消极的方面上非常活跃,而且在这些方面他也能与相同类型的罪犯互助合作。在这一点上,他和神经病患者、自杀者、酗酒者都不相同。然而,他的活动范围却非常有限,有时候,他活动的可能性就只剩下犯罪。有些罪犯甚至不会犯各种各样的罪行而只是一次又一次地犯下同一种罪行。这是他活动的世界,他把自己禁锢在这个狭小的天地里。在这些行为中,我们可以看出他究竟丧失了多少勇气。他必定会丧失勇气,因为勇气是合作能力的一部分。

罪犯日夜都在准备着犯罪工作所需要的手段和情绪,他白天计划,夜晚则做梦以清除残余的社会兴趣。他一直在寻找能减轻他犯罪感的借口,以及迫使他不得不犯罪的原因。要击破社会感觉的壁垒并不容易,它具有相当大的抗拒力,但是假如他计划要犯罪,他总得想出一个办法——也许是回忆他所受过的冤屈,也许是培养愤恨的情绪——来克服这种障碍。这能帮助我们了解他为什么要不断地寻找对周围环境的解释以坚定他的态度,也能帮助我们了解到和他辩论为什么总是一无所获。他用自己的眼睛看世界,他为自己的论点已经准备了一个世纪。除非我们能发现他这种态度是如何出现的,否则我们无法期待能使他改变。然而,我们却具有一项让他无法抗衡的利器,那就是我们对别人的兴趣,它可以让我们找出真正能够帮助他的方法。

罪犯在开始筹划犯罪时,一般都是身处困境,他没有勇气以合作的方式来面对问题,而是想找一个比较简单的解决方式。这种情况特别容易发生在他需要钱用的时候。像所有的人类一样,他也在追求着安全感和优越感,他也希望去解决困难,克服障碍。然而,他的追求却是社会所不允许的:他的目标是想象出来的个人优越感,他获得这种目标的方法是设法使自己觉得自己是警察、法律和社会组织的征服者。破坏法律、逃避警探、逍遥法外——这些都是他和自己在玩的把戏。比方说,当他使用毒药害人的时候,他会相信这是他个人的巨大胜利,而且他会一直这样欺骗自己、麻醉自己。他在初次落入法网以前,通常都已经得手过许多次,因此他在东窗事发时的想法大概是:“假如我再聪明一点,我就躲过去了!”

从以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他的自卑情结。他逃避着劳动的情境以及必须和别人发生联系的生活和工作。他觉得靠自己的能力无法获得正常的成功。他不肯和人合作的习性会增加他的困难,因此大部分的罪犯都是非技术性的劳工。他发展出一种毫无价值的优越感来隐藏起他的自卑情结。他一直在想象自己是多么勇敢,多么出类拔萃。但是,我们能够把一个生活战线上的逃兵称为英雄吗?罪犯其实是生活在他的迷梦里,他根本不知现实为何物,他必须尽力使自己不要面对现实,否则他就只能放弃他的犯罪生涯。因此,我们会知道他在想:“我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强人,哪个人我看不顺眼,我就可以打死他!”“我比任何人都聪明,因为我干了坏事,仍然能逍遥法外!”

我们已经知道在生命的最初一年,心理负担过重的儿童和被宠坏的孩子在以后是如何走上犯罪道路的。身体有缺陷的儿童需要特别的照顾,这样才能把他们的兴趣引导到别人身上。被忽视的儿童,不受欢迎、不被欣赏或讨人厌的儿童也都处于类似的情境,他们没有和别人合作的经验,他们也不知道合作可以使他们受人喜欢,赢取别人的情感,并解决自己的问题。从来没有人教过被宠坏的孩子要凭自己的力量来获取东西,他们以为只要自己开口要求,这个世界就会迎合他的需要。假如别人不能听凭他予取予求,他就觉得别人待他不公,从而拒绝合作。在每个罪犯背后,我们都能追溯出诸如此类的历史。他们未曾受过合作的训练,他们没有合作的能力,每当他们遇到问题的时候,他们都不知道该如何是好。因此,我们知道我们该做的事就是教给他们合作之道。

我们已经有了充分的知识,而且,到目前为止,我们也已经有了足够的经验。我确信个体心理学已经告诉了我们如何改变每一个罪犯。但是,请想想看,如果要找出每一个罪犯给予个别的矫治,以改变其生活样式,那是一件多么艰巨的工作!很不幸的是,在我们的文化里,大部分人在他们的困难超过某一限度之后,合作的能力就荡然无存了。结果在经济萧条的时代,犯罪案件便大量增加。我相信,假如我们要用这种方式来消灭犯罪,我们必须矫治人类种族的一大部分。我敢断言,我们不可能立竿见影地把每一个罪犯或潜在的罪犯都改造成循规蹈矩的人。

然而,我们还有很多可以做的事情。即使我们不能改变每一个罪犯,我们也能够采取某些措施,来减轻其力量不足以应付生活问题者的负担。例如关于失业和缺乏职业训练等问题,我们应该设法使每个愿意工作的人都能获得职业。这是降低社会生活的要求以使大部分人类不致丧失最后合作能力的唯一办法。毋庸置疑,如果能做到这一点,犯罪案件必然会减少。我不知道我们的时代是否能够使人们不再受经济问题的困扰,但是我们却应朝这个方向努力迈进。我们还应该给予孩子较好的职业训练,以使他们能较妥善地面对生活,并拥有较大的活动空间。在这方面,已经有了相当的成绩,我们该做的,只是再加强我们的努力而已。虽然我不相信我们可能对每一个罪犯施予个别矫治,我们却能通过集体矫治来帮助他们。比方说,我们可以和许多罪犯一起讨论社会问题,正如我们在这里讨论这些问题一样。我们可以问一些问题让他们来回答,我们应该打开他们的心灵之窗,使他们从迷梦中觉醒过来;我们应该使他们摆脱他们对世界的个人解释,以及他们对自己能力的过分低估;我们应该教他们不要限制自己的发展,并消除他们对必须面临的情境和社会问题的恐惧。我敢断言,从这一类的集体矫治中,我们一定能获得巨大的成果。

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我们还应该消除让罪犯或穷人看做是挑战的每一件事物。如果社会上贫富悬殊,贫穷的人必然会愤恨不平,并跃跃欲试。因此,我们应该铲除奢靡浮华的风气,只让少数人坐拥巨富、日耗千金是不应该的。在矫治落后儿童和问题儿童时,我们发现,用考验他们的力量的方式来向他们挑战是完全没有用的。因为当他们以为自己是在和环境作战时,他们便会坚持自己的态度而不肯妥协。罪犯也是如此。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可以看到,警察、法官,甚至是我们制定的法律,都在向罪犯挑战,这引起了他们的愤恨之心。威吓是没有什么用的,假如我们冷静一点,不提罪犯的姓名,也不公布他们的事迹,那么情况可能会好得多。这种态度是需要改变了。我们不应再以为采取严厉制裁或柔和政策能够改变罪犯,他只有在清楚地了解了自己的处境时,才会发生改变。当然,我们必须宅心仁厚,我们不要以为严刑峻法能够吓阻住他们。我们说过,严刑峻法只会增加这场竞赛的刺激性,即使罪犯坐上了电椅,他们也只会为自己行事不慎而感到遗憾。

如果我们更加努力地找出应该对犯罪负责的人,那么对我们的工作必然有所帮助。据我所知,至少有40%以上的罪犯逃过了警探的耳目,这件事实无疑会助长他们的气焰。犯了罪而未被发现,这等于是给他们增加经验的机会。关于这些,有一部分我们已经予以改进了,而且我们也正朝着正确的方向努力。还有一点很重要的是,不管是在监狱中或是在出狱后,都不要羞辱犯人或向他挑战。如果能够找到适当的人选,我们宁可增加监督缓刑犯的官吏,不过这些官吏对社会的问题和合作的重要性也应当有确切的认识。

通过这些方法,我们可以做好许多事情。然而,我们仍然无法使犯罪的数量大为减少。幸好,我们另外还有一个非常实用而且非常成功的方法。假如我们能够训练我们的孩子,使之具有适当的合作能力,假如我们能发展他们对别人的兴趣,那么犯罪的数量便会大为减少,而其效果也是指日可待的。这些孩子将不容易受人利用或被人煽动,无论他们在生活中遇到什么样的麻烦或困难,他们对别人的兴趣都不会丧失,他们和别人合作以及完满地解决生活问题的能力都会比我们这一代高。大部分罪犯很早就开始他们的犯罪生涯了,他们通常从青春期就开始犯罪,在15岁和28岁之间的青年的犯罪案件是最多的。因此,我们的努力很快便能见到成效。不仅如此,我敢断言,教养良好的孩子也会影响他们的整个家庭生活。独立、乐观、高瞻远瞩,而且发展良好的儿子是父母们最大的安慰和帮手。合作的精神很快就会遍及全世界,而人类的整个社会风气也会提升至较高的水准。在我们影响孩子的同时,我们也影响了父母和教师。

剩下来的唯一问题是我们应该如何选择最佳的下手之处,以及用什么方法来训练儿童,让他们能自己面对日后生活和工作的问题。我们该训练所有的父母么?不是的,这个方案并不能带给我们多大的希望。父母们是很难被我们掌控的,最需要训练的父母都是最不愿意和我们见面的父母。我们无法接近他们,因此我们必须另觅他途。那么,我们是否应该把所有的儿童都集中起来,看着他们成长,并终日监视着他们?这个方案似乎也好不了多少。事实上,我们有一个实际可行,而且又能真正解决问题的方法。我们可以利用教师作为推进社会进步的动力,我们可以训练教师来纠正儿童们在家庭中养成的错误,并发展他们的社会兴趣,使之扩展到别人身上,这是学校自然的发展方向。由于家庭无法教给孩子应付日后生活中所有问题的方法,人类才设立了学校,以作为家庭的延伸。我们为什么不利用学校来增强人们的社交能力和合作能力,使大家对人类的幸福更感兴趣呢?

简而言之,我们在现代文化中所享受的各种成果,都是许多人奉献出自己力量的结果。假如个人不合作,对别人不感兴趣,而且也不想对团体有所贡献,他们的生活必然是一片荒芜,他们身后也不会留下一丝痕迹。只有奉献过的人,他们的成就才会保留下来。他们的精神会持续下去,他们的精神万古长存。如果我们以此作为教导儿童的基础,他们自然会喜欢合作。当他们面临困难时,他们也不会示弱;他们有足够的力量来面对最困难的问题,并以符合众人利益的方式来解决它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