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学校的影响

学校是家庭的延伸。假如父母能够负起对孩子们教育的责任,让他们能够适当地解决生活中的各种问题,那么便没有学校教育的必要了。在某些民族的文化里,经常有儿童完全在家中受训练的情况。工匠会把他从父亲处学到的技巧,和自己从实际经验中悟得的本领,传授给自己的儿子。然而,我们现代的文化却对我们提出了更为复杂的要求,因此,我们需要学校来减轻父母的负担,并继续他们未完成的工作。现代社会的生活需要它的成员接受比他们在家庭中所能受到的更多的教育。

美国的学校并没有像欧洲学校那样经过许多不同的发展阶段,但是我们还是时常可以看到权威式传统的遗迹。在欧洲教育的历史上,最先只有王子和贵族的子弟才能受教育,他们是社会中唯一有价值的群体,其他的人注定要安分守己,默默无闻过一辈子。以后,社会的限制扩大了,教育由宗教机构接管,只有少数经过特别挑选的人才能学习宗教、艺术、科学和专业训练。

当工业技术开始发展后,教育的形式便完全改观了。大家都致力于教育的普及。在乡下和小城镇中,教师经常由皮匠和裁缝来担任。他们教导孩子的时候,手里总是离不开教鞭,教育的结果也贫乏得可怜。以前,只有宗教学校和大学才教授艺术,有时候,甚至连皇帝都是不学无术的,现在却发展到连工人都要会读、会写,并懂得做加减算法。公立学校也由此奠定了基础。

然而,公立学校都是遵照政府的政策设立的,当时政府的目的是培养出顺从的大众,训练他们维护上层社会的利益,并能够随时当兵作战。学校的课程都指向这个目标。我还记得有一段时间,在奥地利仍然部分地保留了这种情况,当时,对平民阶级的教育就是要让他们服从,并强迫他们从事适合于其地位的工作。慢慢地,这类教育的缺点暴露出来了。自由的思想开始萌芽,工人阶级逐渐茁壮,他们的要求也逐渐增多。公立学校采纳了他们的要求,现在流行的教育理想是:我们应该教儿童多为自己着想,应该为他们创造学习文学、艺术和科学的机会,应该让他们分享全部的人类文明,并对它有所贡献。我们不再希望只训练孩子去赚钱,或在工业制度之中谋得一席之地。我们要的是同胞兄弟,我们要的是平等、独立而且负责的伙伴。

不管他们是有意还是无意,所有建议要改革学校的人,都是在寻求能够在社会生活中增加合作程度的方法。例如,性格教育(char-acter-education)的目的就是如此。按照我们对它的了解,这显然是一种很正当的要求。然而,一般而言,性格教育的宗旨和技术还未被充分了解。我们必须找出一批教师,他们不只是为金钱而教育儿童,他们能遵照人类的利益来工作。他们必须体会到这种工作的重要性,并且接受了良好的训练。性格教育仍然处于试验阶段,我们必须把教条置之度外——在性格教育中,我们不作严格而僵化的要求。然而,即使在学校里,它的结果也不是十分令人满意。儿童们到学校来的时候,有些在家庭生活中已经是失败者,尽管给予训诫和勉励,却仍然无法消除他们的错误。因此,除了训练教师在学校里了解并帮助孩子们发展外,别无他途可循。

我大部分的时间都在从事这方面的工作。我相信,维也纳的许多学校在这方面都遥遥领先。在别的地方,虽然也有精神病学家在检查孩子,并提出有关他们的忠告,但是,除非老师也同意并了解如何去执行此种忠告,否则又有什么用呢?精神病学家一个星期虽然和孩子见面一次或两次——最多不过是一天一次——但他并不能真正了解家庭和学校环境对孩子的影响。他只写张便条,说这个孩子应该改善营养,或应请接受甲状腺治疗。也许他还会给老师一些暗示,说这个孩子应接受个别指导。但是,老师既不知道这种处方的目标,也缺乏避免错误的经验。除非老师自己了解孩子的性格,否则他便会一筹莫展。精神病学家和教师之间需要最密切的合作,教师必须知道精神病学家所知道的一切事情,这样在讨论完孩子的问题之后,他才能进行他自己的工作,而不需要更进一步的帮助。如果发生了什么意外问题,他应该知道要做些什么事情,正如精神病学家在场也会这样做一样。最实用的方法可能就是我们在维也纳设立的那种顾问会议(Advisory Council)。我将在本章末尾详细描述这种方法。

当孩子初次上学时,他面临着社会生活的一种新试验。这场试验会显现出他发展中的任何错误。现在,他必须在一个比以前更为广阔的场合里与人合作。如果他在家中受宠惯了,他很可能不愿意离开他那种受人保护的生活,也不能和别的孩子打成一片。因此,在被宠坏的孩子开始学校生活的第一天里,我们便能看出其社会感觉的限制。他可能大哭大闹,吵着要回家。他对学校的生活和他的老师都不感兴趣。他根本听不进老师说的话,因为他始终都在想着自己。我们不难想见,假如他继续只对自己有兴趣的话,他在学校中会落于人后。常常有父母向我们述说,某个问题儿童在家中一点都不惹麻烦,可是一上学校,问题便来了。我们会因此而猜测,这个孩子在家里可能觉得自己所处的情境特别舒适。在这里,他不必接受考验,他发展中的错误也不会表现出来。可是,一到学校之后,他不再受宠爱了,他觉得这个情境对他来说是一种打击。

有一个孩子,从他上学第一天起,便什么事也不干,只是在嘲笑老师说的每一句话。他对学校的任何事情都丝毫不感兴趣,大家都以为他可能是低能儿童。当我看到他时,我对他说:“大家都在奇怪你为什么老是讥笑学校。”他回答道:“学校是父母们搞出来的一场笑话。他们把孩子送进学校,教成傻瓜。”他在家里时常受人嘲弄,他相信,每一个新情境都是要寻他开心的诡计。我向他指出,他太过分强调要维护自己的尊严了,并不是每个人都想愚弄他。结果,他开始对学校产生兴趣,并有了显著的进步。

注意儿童的困难,纠正父母的错误,这都是学校教师的工作。他们会发现:有些学童已经准备好要接受更广阔的社会生活,他们在家里已经受过训练要对别人有兴趣。有些儿童则没有作好这种准备;当一个人对某一问题没有准备时,他会举棋不定,或畏惧退缩。落于人后但不是心智低能的儿童,多半是在适应社会生活时犹疑不决。教师则是最适于帮助他应付他眼前的新情境的人。

但是,教师该如何帮助他呢?教师要做的事情必须和母亲应该做的事情一样——和学生联系在一起,并对他发生兴趣。教师绝不能只是训导和惩罚。假如一个孩子到学校后,发现自己很难和老师或同学沟通来往,教师对待他的方法就是批评或责备,这只会让他有充分的借口来讨厌学校。我必须承认,假如我是一个在学校里经常受到冷嘲热讽的孩子,我对老师们也会敬而远之的。我会离开学校,设法向新的情境另谋发展。顽劣而难以管教的坏学生,大多数是把学校视为令人不快的场所,而时时想逃学的孩子。他们并不是真的愚笨,在编造不去上学的理由或模仿家长的签字时,他们经常表现出很高的天分。在学校之外,他们会找到志同道合的逃学孩子。从这些同伴那里,他们获得了在学校里无法得到的赞赏,这让他们很感兴趣,并让他们觉得自己有价值的圈子,不是学校,而是问题少年组织。在这种情境里,我们可以看到不能被班上同学视为自己团体一分子的儿童,如何踏上犯罪之路。

如果老师想要吸引儿童的注意,他必须先了解这个儿童以前的兴趣是什么,并设法使他相信:他在这种兴趣以及其他兴趣上都能获得成功。当儿童对某一点有自信时,在其他点上刺激他要容易得多。因此,从一开始起,我们便应该弄清孩子对世界抱有什么看法,最吸引他注意力而且训练程度最高的又是哪一种感官。有些孩子对观察事物最感兴趣,有些喜欢聆听,有些喜好运动。视觉型的儿童对必须运用眼睛的学科,例如地理或绘画等,比较容易感兴趣。老师讲课时,他们可能不听,因为他们不习惯于作听觉的注意。这种孩子如果没有用眼睛学习的机会,他们便会赶不上别人。大家可能认为他们是能力不足或缺乏才智,并归罪于遗传,其实,老师和家长也难辞其咎,他们没有找出使孩子产生兴趣的正确方法。我的意思并不是要对这些儿童施以特殊教育,我的意思是我们却应该利用他的某种高度发展的兴趣,鼓励他在其他方面发展兴趣。现在已经有一些学校采取视听教学,把教材编为由各种感官同时接受的方式。例如,把绘画、塑像和课程合并在一起,等等。这是一种值得鼓励并应该进一步推广的趋势。教授课程最好的方法就是和生活中的其他部分紧密连接,使孩子们能够看出这种教导的目的和他们所学知识的实用价值。也许有人会问:直接把教材传授给孩子,和教他们自己思考,两种方法哪种更好?依照我的看法,在这个问题上持对立观念太刻板了。这两种方法是可以同时运用的。例如,教孩子把建造房子和数学联系在一起,让他算出需要多少木材,里面可以住多少人等等,对他一定有很大帮助。有些课程很容易放在一起教,而我们也可以请到许多专家来把生活的一部分和其他部分联系起来。例如,老师可以和学生们一起散步,找出他们最感兴趣的东西是什么。同时,他还可以教他们了解动物和植物的构造,植物的进化和利用,湿度的影响,国家的地理形状,人类的历史等生活的每一方面。当然,我们必须先要求这位老师对他所教的学生真正感到兴趣,如果没有这个先决条件,我们便无法期望他会以这种方式教育孩子。

在我们现行的教育制度下,我们通常会发现:当孩子开始上学时,他们对竞争的准备比对合作的准备更为充分。在他们的学校生活中,对竞争的训练也一直持续不断。对孩子而言,这是一种不幸。假如他击败了别的孩子,遥遥领先,他的不幸并不见得比屈居人后而万念俱灰的孩子少。在这两种情况下,他都会变得只对自己感兴趣。他的目标将不会是奉献和施予,而是夺取能供自己享用之物。正如家庭应该团结一致,每个成员都是团体中平等的一分子一样,班级里的同学也应该如此。只有按照这个方向开展教育,孩子们才会真正彼此感兴趣,并享受到合作的快乐。我看见过许多问题儿童,在经过和同伴合作并分享乐趣之后,态度会完全改变。我可以特别提出一个儿童为例。他出身于一个他觉得每个人都与他为敌的家庭,他以为在学校里大家也会和他作对。他在学校的功课很差,当他父母听到这个消息后,便在家里“修理”他。这种情况是经常发生的:孩子在学校里拿了一张坏成绩单,挨了教师一顿骂;把它带回家后,又受到父母的惩罚。这种事经历一次便已经够叫人丧气了,连续两次遭惩罚简直是恐怖。这个孩子因此而在班上调皮捣蛋,成绩也始终不见起色。最后,他遇见了一位了解这种情况的老师,这位老师向其他的同学们解释这个孩子为什么觉得人人和他为敌,老师要求大家帮助他,让他相信他们是他的朋友。结果这个孩子的行为便有了出人意料的改善。

有时候,人们会怀疑我们是否真正能用这种方式来教导孩子去了解别人并帮助别人,但是根据我的经验,孩子经常是比他们的长辈更善解人意的。有一次,一位母亲带着她的两个孩子,一个两岁的女儿和一个三岁的男孩,来到我这里。在母亲不注意时,小女孩爬上了一张桌子。母亲吓了一大跳,她怕得动也不敢动,只是大声叫道:“下来!下来!”小女孩理都不理她。那个三岁的小男孩说道:“不准动!”女孩子马上就爬下来了。他比母亲更了解自己的妹妹,也更知道该怎么办。

有一种说法认为,要加强班级里的同学的团结和合作,最好的方法是让孩子们自治。但我认为,这种尝试必须在老师的指导之下小心进行,并且必须先肯定他们已经具备自治的能力。否则,我们会发现,孩子们对他们的自治并不会十分严肃,他们只把它当做一种游戏。结果他们可能比老师更严厉、更苛刻;他们可能利用班会来争权夺利,攻击别人,排除异己,或争取优越的地位。因此,从一开始起,教师就应该给予学生们应有的注意和劝告。

如果我们想看到一个儿童当前的心智发展、性格及社会行为等各方面的标准,我们便无法避免用各式各样的测验。事实上,有时候如智力测验之类的测验,也能作为救助孩子的工具。例如,有个孩子在学校中的成绩很差,老师希望能让他留级,经过智力测验后却发现他其实是可以升级的。然而,我们应该知道,一个孩子未来发展的限度是绝对无法预测的。智商只能够用来帮我们认清一个孩子的困难,让我们找出克服它们的方法。在我自己的经验里,当智商显现出某人并不是真正的心智低下时,只要我们找出正确的方法,我们便能使他的智商发生改变。我发现,只要让孩子们玩智力测验,熟习它们,发现其中奥妙,并增加实际考试的经验,他们的智商便会有所提高。因此,智商不应该被当做是由命运或遗传决定的对儿童未来成就的限制因素。

而且,儿童本身或他的父母也都不应该知道他的智商。他们不知道这类测验的目的,他们以为这是一种最后的判决。在教育中引起最大困扰的,并不是儿童本身的各种限制,而是他认为他具有的各种限制。假如一个儿童知道他的智商很低,他可能觉得全无希望,成功已与他绝缘。在教育过程中,我们应该全力设法增加儿童的勇气和信心,并帮他消除由于他对生活的解释而为自己的能力订下的各种限制。

对于学校的成绩单也应该这样来处理。当老师给某个学生一个很坏的成绩单时,他相信他是在刺激他发奋向上。然而,假如学生的家庭对他要求很严,他可能就不敢把成绩单带回家。他可能涂改成绩单或不敢回家。在这种情况下,有时候孩子们甚至会自杀。因此,教师应该考虑到这些可能的后果。他们虽然不必负责孩子的家庭生活以及它对孩子的影响,但是他们却应该将它列入考虑范围之内。如果父母亲望子成龙之心太高,当孩子把坏成绩带回家时,可能就会受到责骂。假如老师分数打得稍微宽松一点,儿童可能会受到激励而继续努力,并获得成功。当孩子成绩老是不理想,其他的同学也都认为他是班上最糟糕的学生时,他自己可能也这么想,觉得自己是无药可救了。然而,即使是最坏的学生也会有所进步。有很多例子显示,在学校中屈居人后的孩子,有很多能够恢复勇气和信心,并做出伟大成就。

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孩子们自己即使没看到成绩单,对彼此之间的能力也会有相当精确的了解。他们知道,在数学、书法、绘画、体育各门里,哪一个人是最拿手的,他们也能够区分出自己的高下。他们最常犯的错误是相信他们再也无法进步了。他们看到别人遥遥领先,认为自己永远无法企及。假如一个孩子对这种看法非常固执,他会把它移转到以后的生活环境中。即使是在成年后的生活里,他也会计算他的地位和别人之间的距离,以为自己必须永远留在这一点之后。大部分的儿童在班上不同的各学期间,大致会保持相同的名次。他们总是名列第一,或排在中间,或居于人后。这显示出他们为自己订下的限制,他们的乐观程度,以及他们的活动范围。大家绝不能不知道在班上成绩比较靠后的人也能改变他的地位,并做出惊人的进步。儿童们应该了解这种自我限制所犯的错误,老师和学生也都应该放弃“正常儿童的进步和其天赋能力有关”的迷信。

在教育中所犯的各种错误里,相信遗传会限制孩子们的发展是最糟糕的一种。它让老师和家长们对他们子女的管教无方找到了借口,他们可以因此而不必为他们对儿童的影响负任何责任。我们应该对这类想逃避责任的企图加以反驳。从事教育的人假如能够把性格和智力的发展全部归之于遗传,那么我实在看不出他在他的职业中还能希望完成些什么东西。反过来说,如果他看出他自己的态度和措施能够影响孩子,他就不能用遗传的观点来逃避责任。

在这里,我谈的并不是身体上的遗传。器官缺陷的遗传是毫无问题的。我相信,只有在个体心理学里,才真正了解这种由遗传而来的缺陷对心灵发展的影响。孩子会了解自己器官功能作用的程度,他会依照他对自己能力的判断来限制自己的发展。因此,假如一个孩子蒙受器官缺陷之苦,他便需要知道他并没有理由认为他在智力或性格方面也会受到限制。在前面,我们已经说过,同样的身体缺陷,可能被作为更大努力和求取更高成就的刺激,也可能被当做是注定要妨害发展的一种阻碍。

最初,当我发表这个结论时,有很多人都批评我是不科学的,他们指责我主张的只是和事实完全不符的私人信念而已。然而,我的结论却是从我的经验中提炼出来的,有利于它的证据也累积得越来越多。现在,有许多精神病学家和心理学家也都殊途同归地得出同样的看法,认为性格中有遗传成分的信念只能称为迷信而已。这种迷信已经存在几千年了。当人们想要逃避责任,并对人类行为采取宿命论的观点时,性格特征是来自遗传的理论便自然而然地出现。它最简单的形式就是“人之初,性本善”或“性本恶”的想法。这种说法显然是站不住脚的,只有逃避责任的欲望很强的人才会坚持它。“善”“恶”,像其他各种性格的表现一样,只有在社会环境中才有意义。它们是在社会环境中和同类相互切磋所得的结果,它们蕴含了一种判断,“顾全他人的利益”,或“违反他人的利益”。在孩子出生之前,他并没有这一类的社会环境。出生之后,他的潜能足以使他往任何一个方向发展。他所选择的途径决定于他从环境和从自己身体所接受到的感觉和印象,以及他对这些感觉和印象的解释。此外,教育的影响也是巨大的。

其他心理功能的遗传性也都是如此,尽管它们的证据没有这么明显。心理功能发展中的最大因素是兴趣,我们已经说过,能够妨碍兴趣的,并不是遗传,而是灰心或对失败的畏惧。不用说,大脑的结构是由遗传得来的;但是大脑只是心灵的工具,而非其根源,而且,假如大脑的损伤尚未严重到我们目前的知识无法挽回的地步,它也能够接受训练,补偿其缺陷。在每种不平凡的能力后面,我们所看到的,并不是异乎寻常的遗传,而是长期的兴趣和训练。

即使我们发现,有许多家庭一连几代都产生出天赋较高的人才,我们也不能认为这是遗传的结果。我们宁可假设:这个家庭中某个成员的成功,刺激了其他人奋发向上,而且家庭的传统也使得孩子们在耳濡目染中继承了先人的志趣。因此,比方说,当我们发现大化学家李比希(Leibig)是药房老板的儿子时,我们也不必想象他在化学方面的能力是得自遗传。我们只要知道,他的环境允许他发挥自己的兴趣,在其他孩子对化学仍然一无所知的年龄,他对这门学问的许多部分已经相当熟悉,这样就已经够了。莫扎特的父母对音乐颇感兴趣,但是莫扎特的才能也不是由遗传得来的。他的父母希望他对音乐产生兴趣,因此特别鼓励他往这方向发展。从他幼年时代起,他的整个环境便充满了音乐。在杰出人物中,我们经常可以发现这种“早期的开始”,他们或者在4岁时便开始弹钢琴,或者在很小的时候就为家里的其他人写故事。这种兴趣是延续而持久的,他们所受的训练是自然而广泛的。他们一直勇往直前,不犹疑,也不退缩。

假如教师自己相信孩子的发展有固定的限制,那么他便无法成功地消除儿童为自己的发展所订下的限制。假如他能对孩子说:“你没有数学才能。”他的处境便是轻松多了,可是,这样做除了使孩子泄气外,便毫无作用了。我自己也有类似这样的经验。我在念书时,有好几年都是班上的数学低能儿,我也十分相信我完全缺乏数学才能。很幸运的是,有一天,我竟然出乎意料地发现自己会做一道难倒了老师的题目!这次成功改变了我对数学的整个态度。以往,我的兴趣完全没有放在这门功课上,现在,我开始以数学为乐,并利用每个机会来增强我的数学能力。结果,我在学校里成为数学学习上的佼佼者。我想,这次经验在帮我看出所谓特殊才能或天生能力的理论错误时,也是很有帮助的。

即使是在人数很多的班级里,我们也能观察出孩子们之间的差异。如果我们了解了他们的性格,一定比对他们茫无所知更容易掌握他们。然而,班上的人数太多总是不利的。有些孩子的问题被忽视了,要适当地培养他们也是很困难的事。老师应该熟知所有的学生,否则他就无法培养出兴趣和合作。假如在几年时间里,学生们都能跟随同一个老师,我想一定会有很大的帮助。在某些学校里,教师每六个月便更换一次,老师没有和学生打成一片的机会,也无法看出他们的问题或追踪他们的发展。如果一位老师能够和同一群学生相处三四年,他可能更容易发现某个孩子的生活样式中的错误,并设法加以补救。而且也更容易把一个班级发展成一个合作的集体。

让孩子跳班升级经常是弊大于利的。通常他会肩负许多他无法达成的期望,因而觉得压力沉重。假如某个孩子年龄比他的同班同学大,或者他发育得比班上其他孩子快,我们也许就该考虑让他升上较高的班级。可是,如果这个班级正如我所主张的那样团结一致,其中一分子的成功,对其他人都是很有利的。班上只要有一个光芒四射的学生,整个班级的进步就会加速进行,剥夺掉其他学生受这种激励的机会并非明智之举。因此,我的看法是让天资聪颖的学生除了班上的功课之外,再多参加其他的活动,培养其他的兴趣——例如,绘画等等。他在这些活动中的成功,也会增加其他儿童对这方面的兴趣,并鼓励他们往前迈进。

假如儿童们留级重读,情况就更为不妙。通常,留级的学生不管在家庭或是在学校都是个问题。当然他们不是全部如此,有少数留级生也能留在原班上而不造成任何问题。但是,大多数的留级生都依然故我,他们在班上又落后,又惹麻烦。他们的同学对他们都没有好印象,他们对自己的能力也抱着悲观的看法。我们不能轻易废除留级制度,这是当今学校制度的一大难题。有些教师利用假期来训练落后的儿童,让他们认识他们在生活样式中所犯的错误,使他们不必再留级重读。当他们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后,这些孩子从第二学期起就能顺利跟上课程了。事实上,这是我们帮助落后学生的唯一方法,只有让他看清他在估计自己能力时所犯的错误,我们才能放心让他凭自己的努力前进。

在我以前观察把学生依成绩优劣编入不同班级的制度时,我便注意到一件特别的事实。我的经验主要是在欧洲得到的,我不知道在美国是否也存在同样的情形。在程度较差的班级里,我看到心智低下的儿童和出身贫寒的儿童混在一起。在程度优良的班级中,大部分的儿童都有富裕的父母。这种现象显然是太不合理了。贫穷的家庭对儿童教育的准备不够充足,因为这些父母们面临了太多的困难:他们不能花太多时间来教养儿童,甚至他们本身的教育程度都不足以帮助儿童。我却认为把对上学准备不足的儿童放入程度较差的班级里是不对的。训练有素的教师应该知道如何矫正他们的准备不足,假如让他们和准备良好的儿童相处,他们必然会获益良多。如果把他们放入程度较差的班级里,通常他们很快就会知道这件事实。优秀班级的儿童也会知道,并且瞧不起他们。于是,程度较差的班级就成为孩子们易于丧失勇气和不再追求个人优越地位的沃土。

在原则上,男女同校是应该加以支持的。这是让男孩子和女孩子彼此认识得更清楚,并且和异性互助合作的不二法门。可是,相信男女同校便能解决所有问题的人,在认识上也犯了很大的错误。男女同校本身也有其特殊问题存在,除非认清了这个问题,并把它当做一个问题来处理,否则两性之间的距离反倒会因男女同校而加大。比方说,困难之一就是:直到16岁之前,女孩子发育得都比男孩子快。假如男孩子不了解这点,他们便很难保持他们的自尊。他们会眼看着自己被女孩子超过,并自觉形惭。在以后的生活里,他们可能会因为牢记这种挫败而不敢和异性竞争。赞成男女同校并了解问题所在的教师,能够利用这种制度做成许多事情,但是假如他不完全赞同它,或是对它不感兴趣,他便注定要遭受失败。另外一个困难是:假如对孩子们教育不当,或监督不够,那么必然会发生性的问题。在学校中,性教育的问题是非常复杂的。教室并不是进行性教育的适当场所,假如教师对整个班级讲述这些知识,他根本无从知道是否每个学生的了解都正确无误。他可能因此而引起了他们的兴趣,但是却不知道孩子们是否能够接受它们,或如何将它们纳入自己的生活样式中。当然,假如孩子希望多知道一些,而私下向他提出各种问题,教师就应该给他真实而坦率的回答,这样,他便有机会判断孩子真正想知道的是什么,并将他导向正当解决之途。但是,如果在班上不断地讨论性的问题,这肯定是有害的。有些孩子一定会因此发生误解。把性当做是一件无关紧要的事,并没有好处。

任何受过了解儿童方面训练的人,都能很容易地区分出不同的生活样式和类型。要看出一个孩子的合作程度,可以观察他身体的姿势,他观看和聆听的方式,他和其他孩子保持的距离,他是否容易与人交往,以及他专心注意的能力。假如他老是忘记做功课,或丢掉书本,我们可以猜想:他对他的学业不感兴趣。我们必须找出他对学校丧失兴趣的原因。假如他不参加其他孩子的游戏,我们可以看出他的孤独感和他对自己的兴趣。假如他总是希望别人帮他做事,我们可以看出他缺乏独立性,和他想得到别人支持的欲望。

有些孩子只有在受到嘉奖或赞赏时才肯学习。有许多被宠惯的儿童,只有在老师对他们额外注意时,他们在学校功课的表现上才特别优越。假如他们失去了这种特别的关怀,麻烦就来了。除非他们有观众,否则他们便无法获得进展;如果没有人注视他们,他们的兴趣就随之而止。对这些儿童来说,数学是他们面临的大困难。当要他们背出数学公式或定理时,他们会毫无困难地说出来,但是当要他们自己解答一道难题时,他们就一筹莫展了。这似乎是一种小毛病,但是对我们共同生活造成最大危险的,就是这些终日要求别人注意和支持的孩子。如果这种态度保留不变,他在成年之后的生活里也会要求别人的支持。当他面临问题时,他的反应是作出强迫别人代他解决问题的行动。终其一生他会对人类幸福毫无贡献,而只是挖空心思要成为别人的永久负担。

另外还有一种孩子,他们决心要成为众人注意的中心,假如不能如愿,他们便会搞恶作剧,扰乱班上的秩序,带坏其他孩子。责备和惩罚都改变不了他,这些正是投其所好。他宁可受痛打,也不愿被忽视。他的行为所带来的痛苦只不过是他为自己的欢乐所付出的代价而已。对许多儿童而言,惩罚只是对其能否持续其生活样式的挑战,他们把它看做是一场比赛或游戏,看看谁撑得下去。结果他们总是赢的,因为主动权掌握在他们手里。所以有些喜欢和老师或父母作对的人,在受到惩罚时,不但不哭,反倒会笑。

懒惰的孩子,除非他的懒惰是对父母或老师的直接攻击,否则他们几乎都是野心勃勃而又怕遭到失败打击的儿童。每个人对“成功”一词的了解都是不相同的,有时候,当我们发现一个孩子把什么当做失败时,也会惊讶万分。有些人如果不能超过其他所有人,便认为自己被击败了。即使他们非常成功,如果有人比他更好,他也会寝食难安。懒惰的孩子从未尝过被击败的滋味,因为他从没有面临真正的考验。他对眼前的问题总是尽量逃避,也不肯轻易和人一较短长。别人多少都会以为,假如他不是这么懒的话,他一定能克服他面临的困难。他自己也在这种想法里找到了庇护所。“只要我肯做,哪件事我做不了?”当他失败时,他也会以此自我解嘲,并保持他的自尊。他会对自己说:“我只是懒,不是无能。”

有时候,老师也会对懒学生说:“假如你更努力一点,你就会变成班上最好的学生。”假如他不费吹灰之力便能获此殊荣,他为什么要努力工作,冒失去被人重视的险?很可能如果他不再懒惰时,人家便不会再以为他怀才不露了。别人会以他的成就来评断地,而不再重视他可能达成的成就。懒孩子得到的另外一点好处就是,当他做了一点点工作时,别人就会夸奖他。别人看到他好像有洗心革面的意思,便急着想刺激他痛改前非。同一件工作,假如是勤快的孩子所做,便不会受到这么多的重视。懒孩子便以这种方式生活在别人的期待里。他也是个被宠坏的孩子,从婴孩时代起,他便学会不管什么事都要期待别人帮他完成。

另外还有一类很普遍,而且很容易辨认的孩子,就是喜欢在同伴中起带头作用的儿童。人类是需要领袖的,但是大家需要的只是能顾全大众利益的领袖。遗憾的是,这一类的领袖并不多见。大部分扮演领袖角色的儿童所感兴趣的,只是能让他们统驭别人的情境。只有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才肯参加同伴的活动。因此,这种类型的儿童并不是将来必能一帆风顺的类型。在以后的生活中,他们注定会碰上种种困难。当两个这样的领袖在婚姻、事业或社交场合中碰面时,不是演出悲剧,就是闹出笑话。他们每一个都在寻找压过对方,建立自己优越地位的机会。有时候,家中的长辈会以观看被宠坏的孩子肆意指使别人为乐。他们开怀大笑,并鼓励他再接再厉。然而,老师们很快就会发现,这样并不能发展出有利于社会生活的性格。

孩子们之间有许多不同的类型,我们丝毫无意主张他们应该被塑造成哪种固定的类型,我们只是希望防止显然会将他们导向失败和困难的人格发展,这些人格发展在儿童时代是比较容易纠正或防止的。如果它们未被纠正,这些人格发展对成年期生活所造成的后果不仅严重,而且有害。儿童时期的错误和成年后的失败是一脉相通的。没有学会合作之道的儿童,以后会变成神经病、酗酒者、罪犯或自杀者。焦虑性神经病患者幼时多害怕黑暗、陌生人或新情境。忧郁症患者多是爱哭的娃娃。在我们现代的社会中,我们无法期望接近每一位父母,帮助他们避免错误。最需要给予忠告的父母都是最不肯接受劝告的父母。然而,我们却可以接近所有的老师,通过他们来接近全部学生,矫正他们已经造成的错误,并训练他们过一种独立、合作而充满勇气的生活。我想,人类未来幸福的最大保证便存在于这种教育工作之中。

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大约15年前,我便开始在个体心理学中提倡在学校设立顾问会议,它在维也纳及欧洲许多大城市中都已经被证实为相当有价值。有远大的理想和希望自然是件好事,但是如果没有找到合适的方法,空谈理想也是没有用的。经过这15年的经验之后,我想我已经可以说:顾问会议已经获得了完全的成功,它是处理儿童问题并把儿童教育成健全个人的最佳途径。当然,我相信假如顾问会议是以个体心理学为基础的话,它会更为成功。但是我也看不出有什么理由要反对它和其他学派的心理学家合作。事实上,我一直主张顾问会议应该和各个不同学派的心理学家联合设立,然后再比较哪个学派更为适合。

在顾问会议上,要由一位训练有素,对教师、父母和儿童的困难经验丰富的心理学家,和某一学校的教师们一起讨论他们在教育工作中所遇到的问题。当他到学校时,教师应该向他描述某一儿童的个案以及其特殊问题。这个孩子也许很懒,也许好争论、逃学、偷窃或在功课上落后。心理学家要贡献他自己的经验,和教师展开讨论。孩子的家庭生活、性格和人格发展都应被加以描述。发生问题的环境也必须受到特别注意。然后教师们便和心理学家一起研讨造成这个问题的可能原因,和处理它的方法。由于他们都有丰富的经验,他们很快便能获得一致的结论。

在心理学家到校之日,这个孩子和他的母亲也都应该到校。在他们决定要怎样对他的母亲说话,要怎样才能影响她,并让她明白这个孩子失败的原因之后,母亲才被请进来。母亲会透露出更多的信息,和心理学家互相讨论,然后由心理学家建议要采取什么措施来帮助这个孩子。通常母亲会很高兴有这种协商的机会,也很愿意合作。如果她的态度游移不定,心理学家或教师可以举出类似的例子,从其中引申出她可以应用到她的孩子身上的各种结论。

然后将孩子叫进房间,让心理学家和他谈话,谈的不是他犯的过错,而是他眼前的问题。他要找出妨害这个孩子正常发展的想法和意见,以及他不注意而别人很重视的信念等等。他并不责备孩子,只是和他进行一种友善的谈话,给他另一种观点。假如他想提及孩子的错误,他可以将他放进一种假设的情况中,以此来征求孩子的意见。对这种工作没有经验的人,在看到孩子很快便能了解并改变整个态度时,一定会非常惊讶。

曾经在这项工作上受过我训练的教师们,对它都很感兴趣,无论如何都不肯再放弃它,它使他们在学校中的工作更为有趣,也增加了他们获得成功的机会。没有人认为它是一种额外负担,因为它经常在半小时内便解决了困扰他们多年的问题。整个学校的合作精神提高了,经过一段时间后,严重的问题也不再发生,只有一些微小的错误需要加以处理。教师们事实上都成了心理学家。他们已经学会要了解人格的整体,以及它各种表现的一贯性。如果在日常教学过程中发生了什么问题,他们也能够自己解决它。事实上,我们的希望也是如此:如果教师们都受了良好的训练,就不需要心理学家了!

因此,假如班上有一个懒惰的孩子,教师就应该为孩子们筹办一次关于懒惰的讨论会。他可以用下列题目作为讨论的题材:“懒惰是怎么来的?”“它的目的是什么?”“懒惰的孩子为什么不肯改变?”“它为什么非得改变不可?”孩子们讨论后,可以获得一个结论。那个懒孩子自己可能不知道他就是这次讨论会的原因,但是这是一个属于他自己的问题,他会对讨论感兴趣,并从中学到很多东西。如果他受到攻击,他必定会一无所获。但是假如他肯虚心聆听,他就会加以考虑,进而改变自己的意见。

没有人能像生活起居都和孩子们在一起的教师那样清楚地了解他们的心灵。他看到了孩子的许多层面,如果他手腕很好的话,他还会和他们的每一人建立起交情。孩子在家庭生活中所造成的错误是会持续下去,还是会被纠正过来,完全是掌握在教师手上。教师像母亲一样,是人类未来的保证,他对社会的贡献是无法估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