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稿

1、追求自由的实质是追求法治
在讨论民主这个话题时,常常会牵扯到“自由”,那么我们在谈论自由时,到底是在谈论什么呢?也就是我们到底是用自由一词来指称什么。
自由一词在中文语意上强调的是我们的行为不受约束的意思,但是以自由为追求对象的人又往往承认某些约束的合理性,这就意味着这些人实质上追求的不是不受约束(即不是完全自由),而是不受“不合理的约束”(即部分自由,或是指在某个合理框架内的自由)。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在使用“自由”一词时,就必须有一个前置语境,才能准确的表明相应主张,否则从用语习惯上很容易被误解为“完全自由”,然后你就要反复跟人解释你并不主张完全自由。即便不被误解,在没有前置语境的情况下,也没人说得清这里面的边界在哪里。
如果把自由一词放到有明确指向的语境里,那么有什么样的自由其实是等价于有什么样的“权”,包括权利和权力,比如我有吃饭的自由等价于我有吃饭的权利,或者说我有“权”吃饭。"我有权吃饭"实质上又等价于“我可以吃饭”,显然,如果没有表明“可以怎样”,只用“可以”两字是没有表明任何主张的,这与前面单独使用“自由”两字出现的情况是一样的。从这个角度讲,追求“自由”相当于追求“可以”,它要么不构成一种主张,于是也不能被当成一种价值;要么只能指称“完全自由”或“可以做一切”,在多数语境中,“完全自由”都是一种错误的主张。
既然我们在前面看到具体语境中的“自由”与“权”等价,那么用于界定“自由”的合理框架与界定“权”的合理框架就是同一框架,而我们已然知道,界定“权”的合理框架就是“法”,因此,法也是界定“自由”的合理框架。从这个角度讲,追求某合理框架下的“自由”的实质是追求法治。
我们前面讲的是在“法”这一框架下的自由,但是在法产生之前,人类显然就已经可以自由的活动了。换言之,自由本身并不依赖于法而存在,但是这两种情况下的自由有一个关键的区别:法既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我们的自由,也为我们的自由提供了“法”的保障。从这个层面讲,虽然并不是法导致了自由的产生,但却是法导致了有“法”保障的自由的产生。于是,具体某法是否生效就决定了具体某自由是否有保障,生效程度决定了保障程度,而我们所追求的,显然是这种有法保障的自由。


2、不能笼统的讨论某一自由套餐的合理性
我们前面指出:追求某合理框架下的“自由”的实质是追求法治。而法规是很具体的,具体的法规反映出有关自由的主张也是很具体的,也许关于A自由的主张是合理的,而关于B自由的主张则是不合理的,如果我们把AB主张打包成C套餐,并命名为C式自由主义,然后探讨C式自由主义的合理性,这是毫无意义的。换言之,我们不能把多种具体的自由主张打包成一个套餐,然后讨论这个套餐的合理性。

3、从自主的角度看自由
我们前面说自由一词是强调我们的行为不受约束的意思,但是从字面意义上讲,自由又可解释为“自己由着自己”或者说“自己做自己的主”的意思,即自主。当我们从自主的角度来理解自由时,在逻辑上就不会出现前面那种自相矛盾的局面,即“不受约束”与“应该受到某些约束”的矛盾。
如果法本身就体现了我的意志,那么即便我们受到了法的约束,我们也只是受到了自身意志的约束,这等于说我们的行为依然受到了自身意志的支配,所以我们并未丧失自主性,所以自主角度的自由是可以单独成为一种不产生矛盾的主张的,也就是我们可以追求个体行为的完全自主性。当然,这一主张的落实必须在民主的框架内,因为只有在民主的框架内,人民才可能要求法必须体现我们的意志。
当人们把自主视为一种值得全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时,我们就要回应一个问题:为何自主是值得追求的?基于人性趋利避害,当且仅当自主对我们相对有利时,自主才是值得追求的。自主可以理解为自己是自己的主人的意思,那么它就同样可以代入到我们前面提到的A是B的主人的情况里,然后便可获知自主确实相对有利。从这个层面讲,民主与自主是同一逻辑,民主只是人民这个层面的自主。

4、自由的充要条件
通过前面的论述,我们已然知道追求某合理框架下的“自由”的实质是追求法治。由此也明确了构成此类自由的充要条件就是法的生效。“法的生效”由“法”和“生效”两个部分构成,如果没有外来法,它们将分别代表立法和执法两个层面。这就意味着,如果我们想要实现某种自由,首先要确保我们能够确立起相应的法规,然后确保相应法规被坚决执行。
那么我们对自由的追求,真正要解决的就是这两个问题:法要如何产生才能体现人民的意志?如何确保所立法规能被坚决执行?
一、对社会目标的有效性是立法的依据
关于第一个问题,我其实并没有完全搞清楚,我只讲一些已搞清楚的部分,由此也能看到一些基本轮廓。当然,就现实情况而言,目前大多数国家确立的多数法规,还是能够或多或少的体现着人民的意志的,这也说明当前许多国家在立法形式上能够在不同程度上把人民的意志与法规关联起来。只不过当我们从人性的角度进行推演时,就不难发现当前的立法形式并没有一个健全的逻辑。
下面是由人性推演出来的一些逻辑关系:
法是一种强制性的行为规范,我们之所以要进行相应规范,是希望通过这些规范来获得相应行为,通过这些行为来达成某些目的,那么我们由此就能推定:对目的的有效性是立法的依据。
基于人性趋利避害,当且仅当人们认为达成相应目标对自己人有利,或不达成相应目标对自己人不利时,人们的行为才会受到规范。因为“有利”与“不利”总是相对而言的,所以我们仅从“有利”这一面来阐述。换言之,利益在哪里,行为就在哪里,利益怎么分,就决定了社会上人们的行为指向,即社会分配决定社会上人们的行为指向。如果我们不对利益进行调度,将无法对人们的行为进行规范,由此便能推定:有效法的本质一定是分配法。由法构建起来的是社会秩序,所以社会秩序的本质也是分配秩序。
既然法服务于目的,那么社会分配自然也服务于相应目的,由此可以推定,只有一种分配原则是正确的:按照行为对目的的有效性进行分配。
现在的问题是这个目的是谁的目的,以及什么样的目的。如果这个目的是人类层面的目的,其实就是人类行为的根本目的在人类层面的表现,也就是为了让人类获得更有利的生存条件。这一目的是通过满足各种具体需求来体现的,如果我们把生产力定义为满足需求的能力,那么人类层面的目的实质上是通过发展生产力来实现的,即人类层面的目的指向了生产力的发展。于是在人类层面就有这层关系:社会分配是服务于生产力的发展的。基于这层关系我们就能推定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又或者说是人类社会分配机制的发展方向,这个方向就是:对生产力更有效的优势分配机制会必然的淘汰掉劣势分配机制。
那么到底是什么因素在决定着一种分配机制的优劣势呢?从我观察到的情况来看,答案是激励面,即优势分配机制表现为“能够把更大比例的人类行为引向对生产力的推动”,所以社会分配的发展规律表现为激励面的扩张。当然,这个论断是需要证据来支撑的,实验设计方面并不复杂,但我仍然没有相关资源来进行,我只是依据常识推定所有人在实验中会得到完全一致的结论。简单讲,设立任一目标,围绕相应目标设定不同激励面的规则。以拔河比赛为例,随机分两队,每队100人,对A队规定,只有指定的其中20个人有权参与比赛,如果赢了有奖;对B队规定,全都可以参与比赛,赢了都有奖。我说B队一定会赢,谁又能有疑意?这种实验通过改变相关规定,我们还可以得到许多结论,我在此就不详述了。

当然,就现实情况而言,这个目的总是统治者的目的。统治者的目的与人类层面的目的未必重合,因为由统治者界定的自己人不见得是全人类,或者说在多数情况下都不是全人类。统治者要维系的只是自己人层面的生存优势,为了确保自己人的比较优势,他们反而会压制非自己人的发展,以防止自己人被淘汰掉。但是从长远来看,当统治者想着在国内维系自身比较优势时,它又不得不同时面对国外势力的竞争,如果国外势力发展到足以把你淘汰掉的程度,统治者在本国构建的分配秩序也同样无法维系下去。一个最具代表性的例子正是近代西方世界的突然崛起,并对传统大国原有分配秩序造成的摧毁。我们从激励面的角度简单的讲解一下西方近代在分配秩序方面的比较优势,大家将能一清二楚的看出传统大国为何落后了。以我国情况为例,我国古代社会的主体分配原则是“按权力分配”和“按土地分配”,这两个分配原则会把人们的行为引向对权力的获取和对土地的争夺上,如果权力和土地的获取路径都没有与生产力发生过多少绑定,那么这两个分配原则将不会把多少人的行为引向对生产力的推动上。那些对生产力有推动作用的分配原则则处于从属地位,比如地主们如果爱看戏,地主们就会从按土地分配里获得的好处中拿出一点去激励戏曲的发展,由此衍生出来的激励面是相当有限的。而市场经济的分配原则是这样的:谁能满足市场需求,谁将因此获得好处。这一分配原则的激励面是整个市场层面的行为主体。经过对比,我们就不难发现两者在激励面上存在巨大差距,它直接导致了西方的崛起与东方的落后。

前面我们已经知道,对目的的有效性是立法的依据,按理说,在立法之前,我们要先确立目标,然后从我们已有的认知推定具体法规对目标的作用,当我们认为这样进行规定有用时,就拿到实践中去检验,然后通过对结果的验收来确认相应法规的合理性。问题是,如果我们确立的目标是个综合性的大目标,我们通过对结果的验收其实并不能检验某条具体法规对目标的有效性,因为这一结果是在整个法规体系共同作用下产生的(实质上还有执政行为的作用)。所以相应结果只能反映出整套法规的合理性,而整套法规是在社会分配原则的指导下产生的,因此它只能反映出分配原则的合理性。

为了确保分配原则不会被胡乱制定出来,就必须让制定者对分配原则的合理性担责,而我们从前面对民主的论述中也已得知,执政目标得到实现程度的责任人是执政者,如果执政目标与立法目标是同一目标,那么由此也就明确了社会分配原则是通过执政者来确立的。也就是执政者确立分配原则后,再交由具体的立法机构按照分配原则的指导来立法。由分配原则衍生出来的一些基本权限规定,将构成一个国家的宪法,然后具体法规正是在宪法的指导下或者说框架内确立的。至于确立这些法规的具体形式,我目前并没有成熟的看法,但我认为这属于技术层面的事情,技术上,我们可以把手机做成A款,也可以把手机做成B款,只要不违背上述提及的关系,各国可能会衍生出不同的立法形式,甚至像手机那样,技术上是可以演进的。

讲到这里,现在我们结合对民主的理解,尝试按顺序勾勒一下立法的流程的一些轮廓:首先是学术界从分配规律里推演出了潜在的更有效的分配原则,当地方执政者也认为它对于生产力的发展存在比较优势时,他们就可能基于竞争的压力而决定在自己管理的地域内试行新的分配机制,然后向中央政府提交试行申请,中央政府批准后,转由立法机构按照新的分配原则的要求修改其中涉及的几项关键权项安排,并允许以试行法的形式在申请地试行,当地执政者对试行结果担责。当结果出来后,一但新的分配机制的有效性得到了确认,其它各级政府也会基于竞争压力而选用新的分配机制,从而推广普及,逐渐取代原有分配机制,从而推动分配机制和分配法的自动更新。在操作层面,中央政府也可以在看到多次优势确认后决定在全国一次性实现更替。

前面我们说综合性的大目标得到实现的程度并不能用于检验具体某条法规的合理性,那么如果我们确立的是非常具体的小目标,这些小目标与具体的法规一一对应,我们自然可以通过这些小目标得到实现的程度来推定相应法规的合理性。但是人们以何种形式来确立数量巨大的小目标呢?我们首先面对的是意见多样性的问题,因为这些小目标都涉及到具体做法,这就意味着意见不同的小目标将无法并存。而且在操作上,也不可能让全国人民把巨量时间投入到这些问题的商讨中,所以这个事情最终还是会落到立法机构上。另一方面,其中必定有部分小目标与我们通过民主流程确立的大目标发生冲突,会出现人民反对人民的局面,即大目标与某些小目标是无法并存的。如果放弃大目标,就意味着放弃民主;如果选择民主,那么任何与民选大目标有冲突的小目标都必须受其规范。从这方面讲,且不管这个立法机构是如何确立具体小目标的,立法机构作为一个整体却一定是行政机构的下设部门,行政机构向立法机构授权立法,立法机构所立法规不能违背授权内容要求,这个授权内容正是由分配原则衍生出来的一些基本的权限规定。既然已经授权,也表明行政机构没有直接确立具体法规的权限。不过,单单是这层授权关系,就足以说明三权分立制衡是违背人性的设定,它们根本就不是同一层级的机构。

我从一开始就提到我并没有完全搞清楚这个问题,其中最为重要的一块,正是社会分配原则涉及哪几个关键权项安排。我知道一些关键权项,但我不知道完整情况,比如谁有权为目标作出贡献,谁有权判定目标得到实现的程度,谁有权进行奖励,谁有权享用奖励,我们要在法律层面作出什么安排才能确保你真的拥有该权项,这个问题是否存在一般性的答案,还是会因为分配原则的变化而变化。另一些没有搞清楚的问题主要是技术问题,比如立法机构如何在分配原则的指导下立法,又比如分配原则正式的确立流程是怎样的。在社会分配规律这一块,我还留意到可能存在另一个对分配规律有影响的因素,这个因素是激励力度,如果有多种激励力度并存,它们间就会在争夺人类行为方面形成竞争关系,激励力度更强的一方自然存在竞争优势,从而吸引人们投入其中,随着人数的增加,人均受到的激励力度就会下降,呈现出一种我们所熟知的周期性的波动。但是我并没有看出激励力度在时间轴上有什么方向性的指向。


5-2、政治言论自由
当我们确立了相应法规之后,我们能否获得相应自由,就看相应法规是否生效,以及在多大程度上生效了。就我国现实情况而言,最受诟病的是言论自由的受限,这种受限包括了某些合法言论的受限,它非常符合我们要阐明的对象,所以我们仅以言论自由来作为论述的载体。事实上,生活在其中的我们又非常清楚,我们并非在所有话题上都受到了限制,在多数情况下,我们还是可以自由的发表意见的,但是存在一堆所谓的敏感话题,我们受到了各种形式的限制,而这些话题主要集中在政治领域,所以我们主要受到限制的其实是政治言论自由。而政治言论自由涉及到权利和权力的相关主张,它是那么的重要,当它受到限制时,你将只能在被允许发声的范围内发声,并且,你一但公开的发表与政权相左的观点,你会产生不安全感,你不知道自己会不会被收拾。
法不生效就说明执法层面出了问题,从行为主体的角度讲,只可能存在两类问题:不执法和执不了法。如果是不执法,说明执法动机出了问题,那么为什么这些缺少执法动机的人会被选到执法队伍中呢?从人性的角度讲,这只能反映出晋升机制出了问题,即相应机制不鼓励执法和不淘汰执法不力者。如果他们有执法意愿,但就是执不了法,这就说明他们要么是执法能力不行,要么是不具备执法权力。如果是执法能力不行,同样反映了晋升机制有问题,相应机制不奖励有能力的执法人员,也就是不依据他们在执法上的表现来评定他们的升降。如果是他们不具备执法权力,这就让人觉得很奇怪了,为何执法力量不具有执法权力呢?这个权力被谁剥夺了,关键是为何要剥夺呢?以及如何剥夺呢?【我们首先要搞清楚谁可以剥夺相应权力,然后才能搞清楚它们为何要剥夺。在没有外部势力界入的情况下,如果所有权力同出一源,那么执法权力只能被上级权力阻断;如果一国权力有多个源头,则可能被其它源头的权力阻断了。假定国家存在确定的主人,那么合理的情况必定是一国权力同出一源,即出于一国之主。这个主人要么是直接掌管最高权力,要么是授权他人掌管,这个授权对象就自然掌管着最高权力,这个授权对象是执政者。由此便可明确一点:行政机构是一国最高权力机关,其它国家机器都是它的下设机构,行政机构与其它国家机器存在授权关系。】

从可观察的角度可以归纳出,能够禁止或收紧政治言论的主体就是统治者,如果统治者不打算收紧言论,或缺少收紧言论的能力,言论自由自然就可以成为现实。那么当我们想要实现言论自由时,就只能在统治者收紧言论的意愿和能力上做文章了,于是实现言论自由就有两种基本思路,分别是瓦解统治者收紧言论的意愿和瓦解统治者收紧言论的能力。

统治者为什么会产生收紧言论的意向呢?从人性的角度讲,有且只有两类原因,也就是身份识别和利害识别。
这里面的身份识别主要是指统治者识别出相关言论与自己不在同一立场,身份识别是用来区分自己人与非自己人的,从竞争的角度讲,是用来区分敌我的。如果不同的立场之间没有竞争关系,各方是可以容忍或不在意对方的存在的,但是当各方互为竞争关系时,不同的言论都有一个共同的存在目的,就是把对方比下去。比如说,我们假定a人群认同意识形态A,b人群认同意识形态B,从意识形态A的角度推定统治者具有合法性,从意识形态B推定统治者没有合法性,那么认同意识形态B的人实质是在主张统治者的下台。此时身份识别就转化成利害识别了,统治者会基于人性趋利避害的本能而做出收紧言论的决定。当然,并不见得所有不同立场的所有观点都直指政权的变更,有时可能只是在目标或路径上存在分歧,比如从A立场的观点推导出统治者选择的目标和路径更为合理,但是从B立场的观点并不认同,于是也会产生一种有你无我的局面,如果统治者不愿意放弃自己认为是对的目标与路径,那么统治者自然不愿意事情受阻。无论反对立场的言论是否直指政权更替,竞争关系的存在都会必然的使身份识别转化成利害识别,所以我们下面仅从利害识别的角度来看待统治者收紧言论的意愿。

从利害识别的角度讲,统治者之所以收紧言论,是因为统治者认为不利于当局的政治言论会对当局的政权构成挑战,或对政府的施政行为造成负面影响。如果统治者的担心是成立的,那么统治者收紧言论的目的就在于防止政权受到挑战,以及防止施政行为受阻。换言之,只要我们可以确保各种言论不会造成对政权的挑战,以及造成对施政行为的阻挠,那么统治者收紧言论的意愿就可以被瓦解。
很显然,正面的言论不会造成对统治者的冲击,只有负面言论才会起到冲击的作用,这就意味着,当人们对政府的正面评价远高于负面评价时,统治者将可能意识不到收紧言论的必要性,于是言论自由就可以成为现实。在言论没有受到压制的情况下,如果负面评价声音小,说明人们对政府当前的表现相对满意,这种满意是怎么产生的呢?基于人性趋利避害,如果人民的处境从一个相对不利的局面转向一个相对有利的局面,满意度自然就会提升。比如说,在统治者的带领下,国家从战争转向和平,又或者是经济正处于高速发展的阶段,人们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明显的改善,这些情况都可以触发满意度的提升。当然,利害识别不仅发生在自己与过去的对比,也同样发生在自己与别人的对比,如果A国发展得明显比B国好,那么A国人民在这种对比中会对当局产生更大的认同。但是,在统治者不进行人为干涉的情况下,怎么才能保证正面评价一直都可以高于负面评价呢?在“民选指标,指标选人”这个框架成为现实之前,这个问题恐怕无解,因为人们只有在看到了统治者已经做到了最好的确凿证据之后才会无话可说。如果统治者做不到让人们无话可说,那么即便人们在某一时期内对政府的正面评价压倒负面评价,但是随着现状变差,负面评价终有盛行的一天,于是在顺境中即便形成了言论自由,也会随着负面评价的盛行而被再度收紧。换言之,这种情况下产生的言论自由是没有保障的。

既然维系这一局面是困难的,那我们自然就要想办法应对相反的局面,也就是当人民对政府的负面评价高涨时,确保政府依旧不会产生收紧言论的意愿。要做到这一点,首先要搞清楚统治者收紧言论的动机,统治者因为害怕负面评价冲击政权,所以收紧言论,这就说明收紧言论是一个避害的举动。如果负面评价或反对言论对统治者并不构成一种“害”,统治者自然就没有收紧言论的必要。沿着这一思路,我们很容易就会找到办法,只要我们把政治言论与政权的确立分隔开来,使得这两者相互不起影响,目的就能达成。

那么怎么才能把它们隔开呢?我们只要看一下身边任意两个事物是怎么被分隔开来的,就会发现这是特简单的一件事,比如我们不想被电线电伤,只需在电线上包上一层绝缘物质即可,又或者是我们在作业时自己带上绝缘手套亦可。也就是说,我们只需建个框架,要么把政治言论框起来,要么把政权的确立框起来,就可以把它们分开了。又因为我们要获得的是政治言论的自由,所以被框起来的自然不是政治言论,而是政权的确立。这样一来,框架外面的言论就无法决定框架里面的政权的确立了。这里所说的框架,其实就是构建一套有关政权确立的制度安排,使政权的产生和更替实现程序化,政权必须经由这套特定流程来确立。当然,前提是人们普遍接受政权要按这套程序产生。
那么我们就可以得出这个结论,瓦解统治者收紧言论的意愿的根本方法,就是让政权经由人民普遍认同的程序产生。
但是这个结论引出一个问题:我们如何去确认人们是否认同相应程序呢?比如西方体制确实实现了政权更替的程序化,但相应程序并没有经过人们的确认,它是默认为被普遍接受的,但它未必是真的被普遍接受的。理论上,应有这样一个流程,定期询问人们是否接受政权按当前程序产生。不难想象,任何程序都会有人反对,但仅仅表明反对是不能解决任何问题的,你还要提供更优秀的替代程序,否则,就算让你推翻了当前程序,国家也只会陷入没有程序可用的境地。因此,在进行询问时就应把“你是否接受当前程序”这一问题替换成“谁能提供更优秀的替代程序”。于是,在没有人能够提供更为优秀的替代程序之前,我们就可以默认为大家都接受了当前程序。于是,这种定期的询问也就没有必要进行了,取而代之的是必须为那些有改进意见的人提供一个表达渠道,这个渠道要能通向各级执政者。


另一个思路就是瓦解统治者收紧言论的能力,那我们首先就要看看统治者在收紧言论时哪种能力起关键作用。比如说,有人通过书刊的形式来表达自己的观点,统治者如果要阻止相应观点的出现,它会对书刊进行审查,使之不能合法出版。如果你一定要出版,就是非法出版,如果非法出版却没人来强制阻止你,你的观点还是能够传播出来。从中可以看出,统治者在处理这种事情时动用到的关键能力就是暴力,换言之,瓦解其动用暴力的能力才是根本。问题是,如果这个暴力机器出了问题,那么被消弱的将不只是统治者收紧言论的能力,而是所有需要动用到强制力的领域,统治者的能力都会被消弱,也就是整个社会的秩序会出问题。因此,我认为这个思路并不可取。

前两种思路的论述是基于一个假设,就是统治者有权收紧言论,如果我们让这个假设本身就不成立,就会出现第三种实现言论自由的思路,也就是让统治者没有收紧言论的权力。从能力的角度讲,这里要动用到的关键权力就是调动暴力机器的权力。这就引出一个问题,如果经人民授权的政府不能调动暴力机器,那么暴力机器到底又由谁在掌管呢?它的权力又是从哪冒出来的呢?从中可以看出,把暴力机器从政府职能中分割出去,本身就会导致授权逻辑的自相矛盾。由此产生的结果是,公职部门内部权力结构混乱,互不隶属的机构会出现相互钳制的现象,执政者在施政时一定会出现被扯后腿的局面。如果我们不希望执政者在施政时被扯后腿,就不应在政府内部这个层级着手消减政府收紧言论的权力,而应从它的父级权力着手禁止政府运用这一权力。也就是在人民对政府进行授权时,就应明文规定执政者不能压制言论自由,如果在你所管辖的地域里出现了若干明文规定的违规情况,你将丧失晋级的机会,你若不想因此失去晋升,自然就会打消收紧言论的意愿,你若一意孤行,你将被淘汰出局。不过话又说回来,既然打消了收紧言论的意愿,也就不存在仍然一意孤行的说法,所以这一思路最终的着力点还是落在了“意愿”这个点上。那么当政权更替实现程序化后,是否还有必要把言论自由写进契约呢?这个问题就此保留。


小结:关于实现言论自由,我们讲了三种思路,分别是让执政者无权无能和无意愿。总共提及五种情况可以出现言论自由:一,负面评价声音小;二,政权更替实现程序化;三,暴力机器无能;四,执政者无权调动暴力机器;五,把言论自由作为授权条款写进契约。但是第一种情况没有保障,第三和第四种情况则会导致执政能力出问题,所以在实现言论自由时,应从政权更替和程序化入手,也可从授权契约入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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