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篇 民主的充要条件


1-1 原理

如果民主是指人民是国家的主人,那么“怎样才算民主?”与“人民怎样才算是国家的主人?”就是同一问题,如果“国家的主人”与“铅笔的主人”“面包的主人”“阿猫阿狗的主人”里面的主人指代的是相同的意思,那我们就可以从一般性的主人地位推导出国家的主人地位的界定标准,也就是从一般演绎出个别。于是我们首先就要归纳出一般性的主人地位的界定标准,然后就可以把这一界定标准演绎到民主上面,我们用A是B的主人来指代一般性的主人关系,我们通过下面的对话来看看我们是如何界定A对B的主人地位的。

1-2 一般性的主人地位

老潘:你怎样才算是这个面包的主人?
小伟:如果我对这个面包拥有支配权,那我就是这个面包的主人。
老潘:你所说的支配权是怎么界定的?
小伟:就是我可以根据自己的意志去处置这个面包,如果我是这个面包的主人,当我决定把它吃掉时,我就可以把它吃掉,当我决定把它扔掉时,我就可以把它扔掉。
老潘:也就是说,A之所以是B的主人,是因为A有权作出处置B的决定,并可以执行相应决定。
小伟:是的。
老潘:如果这个面包是你的,你允许我把它吃掉,我也同样可以决定是否吃掉它,在这种情况下,我也可以做出有关这个面包的处置决定,并可执行相应决定。从这个角度讲,我岂不是也成了这个面包的主人?
小伟:这个不一样,你是经过我的授权之后才可以对它做出处置,但是我对这个面包的处置却不需要获得别人的同意。而你在得到我的允许之后,你对这个面包的处置属于对我的意志的执行,所以,我才对这个面包拥有支配权。
老潘:因此,你前面的说法并不完整,对支配权的明确界定应该是这样的:如果A不需要经过别人的授权或许可,即可根据自己的意志来处置B,那么A对B就拥有支配权。
小伟:你说的对。
老潘:如果你决定7点钟把它吃掉,但是到了8点钟,面包还是没有被你吃掉,那么这个决定其实也没有得到执行,那你还是面包的主人吗?
小伟:肯定是啊,我可以吃掉它,不代表我就真的吃了它,如果我到8点钟还没吃掉它,这只能说明我有了新的决定,新的决定取代了旧的决定,我只是正在执行新的决定。
老潘:由此不难看出,当A亲自去处置B的时候,A可以随时变更自己的决定,当变更决定导致之前某个决定没有得到执行时,A不需要跟其它人交待,A只对自己负责。再者,因为新的决定不是在7点钟把面包吃掉,所以原决定没有得到执行并不意味着A就不是B的主人。
小伟:是的。
老潘:有时候,A需要把B交由C来处置,我们来看看这种情况又会是怎样。我们假设B是一堆面粉,A希望C用这堆面粉为自己做一些面包,但C没有执行A的决定,在这个时候,A还是B的主人吗?
小伟:有可能是C并不知道A的决定,要想让C执行A的指令,首先要让C知道A的决定是什么,如果C不知道A的决定是什么,执行决定就无从说起。
老潘:所以,首先要在A与C之间建立一个桥梁,让A可以把自己的决定告诉C。
小伟:是的。
老潘:如果C在得知A的决定之后,还是没有执行相应决定呢?
小伟:如果C本来就没有答应A的要求,那么C就算不执行相应决定也是理所当然的。
老潘:也就是说,A要先与C就此事达成约定。
小伟:没错。
老潘:假如C答应了A的要求,但C还是没有执行A的决定呢?
小伟:如果是这样的话,那C就违约了。
老潘:如果C不仅没有执行A的决定,而且C还按照自己的意志去处置B,而A却拿C没办法呢?
小伟:如果C不执行A的决定,那么A的决定实质上就被架空了,如果C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去处置B,那么依据我们前面对支配权的定义,C反而对B拥有了支配权,而A则失去了对B的支配权。
老潘:我们是从支配权的角度来界定主人地位的,因此,失去了支配权就意味着失去了主人地位。
小伟:是的,这等于是C剥夺了A对B的主人地位。
老潘:由此不难看出,当A需要通过C来处置B时,A对B作出的处置决定需要通过C的执行才能实现,在C答应了会执行A的决定的情况下,那么A对B作出的处置决定就相当于A对C下达的指令。在A授权C来处置B的情况下,以下两个条件缺少其中之一就无法构成支配权:A有权向C下达处置B的指令,以及C必须执行相应指令。如果A无权下达相应指令,执行指令就无从说起,A的主人身份也无从说起;反过来,如果C不执行相应指令,相应指令就被架空了,A的主人身份也就被架空了。

1-3 民主的充要条件

从上面的对话里可以看出,我们是从支配权的角度去界定一般性的主人地位的,这包含了两层意思:如果A对B拥有支配权,则A一定是B的主人;如果A对B没有支配权,则A一定不是B的主人。换言之:当且仅当A对B拥有支配权时,A才是B的主人。所以,A对B拥有支配权,是确立A对B的主人地位的充要条件。那么由此便可推导出构成国家的主人地位的充要条件:当且仅当人民对国家拥有支配权时,人民才是国家的主人。
并且,无论是君主制,还是民主制,政府都是国家实质上的管理者,不同的是政府的服务对象发生了变化。原来服务于以国君为中心的利益集团,后来服务于人民。也就是说,人民是通过政府来实现对国家的管理的。于是在人民、国家与政府之间就存在这样一个关系,A是B的主人,但A是通过C来处置B的。从上面的对话可以看出,在这种情况里,谁可以向政府下达管理国家的指令,并确保相应指令得到执行,谁实质上就是国家的主人。那么民主制的充要条件就是人民可以向政府下达管理国家的指令,并确保政府必须执行人民所下达的指令。
这里如果要补充一点的话,就是在多数情况下,下达指令的说法是并不准确的,因为下达指令带有强制执行和不能拒绝的意思,而事实上,A提出要求后,需要得到C的同意,在双方构建起契约关系之前,A其实并不能强制C执行什么。但是在人民与政府这层关系里,人民向政府下达指令的说法又是合适的,因为在民主的框架下不存在政府不接受契约的情况,那些不接受契约的人只有一个结果,就是被淘汰出政府门外,只有接受了契约的成员,才有机会执掌政府。

1-4 关于证伪

我们是从支配权的角度去界定一般性的主人地位的,如果现实中存在支配权与主人地位不等价的情况,那就构成了对民主的充要条件的证伪。那么现实中是否存在“A对B拥有支配权,但A不是B的主人”或“A是B的主人,但是A对B没有支配权”的情况呢?我目前接触到的证伪的例子都与法律或契约有关,还有一种情况是偷换概念。
1、法律体现了A对B的支配意志
我们先说说与法律有关的情况。A是B的主人,但是因为某些情况,法律剥夺了或限制了A对B的支配权,于是出现了A是B的主人,但A对B没有支配权或支配权受限的情况,于是这里就好像出现了支配权与主人地位的分离。
对此,我们首先要搞清楚一点,法律是一种约定,这种约定暗含了A的认同,A的认同就意味着A在处置B的某些权力上的让渡,这种让渡也被默认为是A对B的支配意志。比如一把刀,A对这把刀的支配不能表现为用这把刀杀人,因为不能用这把刀杀人被默认为也是A对这把刀的支配意志,也就是指A自己决定不用这把刀杀人的,所以A并没有丧失对这把刀的支配。当然,如果这个法律的服务对象不是A,法律本身并不体现A的意志,比如法律服务于皇帝,那就另当别论。
我们再举一例,A是B的主人,A涉嫌违法等情况,法律对A作出某种限制,这种限制就包括了A对B的处置,于是造成了A虽然是B的主人,但A不能处置B的情况。这其实是前一种情况的延伸,里面的道理是相通的,即法律本身就体现了A对B的支配意志。
再举一例,这个例子并不是被法律剥夺了A对B的支配权,而是法律在延续了A对B的支配意志。A是B的主人,B是一套房子,A没有任何亲戚,A因意外昏迷不醒或成为植物人后,连表达自己对B的支配意志的方式都没有,但是这套房产仍属于A。因为我不是法律方面的专家,我不知道法律对这类情况是如何进行规定的,但是这种规定就相当于延续了A对B的支配意志。
关于法律层面的例子是很多样的,这里最关键的一点是法律是否暗含了A对B的支配意志,如果是的话,那么被你所认同的法律剥夺了你的支配权,就相当于说你的X意志被你的Y意志剥夺了,被剥夺之后,还是你的意志在支配B。从这个角度讲,你并未丧失对B的支配,因为是你自己承诺了在出现这种情况时必须这样处置B的。
2、偷换概念:名义主人不等于实质主人
实质主人与名义主人不是一个概念,而我所论述的是实质主人,因为大家追求的民主,并不是名义上的民主,而是实质上的民主。举一例,A是B的主人,但是B被C抢走,此时,A在实质上丧失了对B的支配权,因此可以判定A在实质上丧失了对B的主人地位。但是在法律层面,B的产权在名义上仍属于A,所以A在名义上仍是B的主人。从本书观点出发,在C把B抢走其间,确实认为A丧失了对B的主人地位。如果此时用这个名义主人去证伪,就是在偷换概念。由此引伸一下,叫做民主国家的不一定民主,即使法律层面对此做出规定,仍不民主,关键是这个国家是否受到人民的意志的支配。
我们可以把事情往回推,就可以看得更清楚了,在第一部法律诞生之前,A是B的主人这种关系早就出现了,也就是说,A对B在实质上的主人地位并不是通过法律来界定的。在这点上,法律只是对它进行了契约层面的规范,当有人违背了契约时,你的支配权是会在实质上受损的,你的主人地位也会在实质上受损的。如果没有法律,本属于A的B被C抢走后,B的主人不仅在事实上,也在名义上发生了变化,更确切的说法是,A从来就不曾在法律层面拥有过对B的主人地位。
关于偷换概念,有人还跟我举过一个心理层面的主人的例子,道理也是一样的。比如说,B是一个人,A曾经是B的主人,但A把B转手给C之后,C实质上对B拥有了支配权,但在B的心里,仍把A当成主人,而不把C当成主人。于是在B心理,就出现了主人A对自己没有支配权,而不是主人的C却对自己有支配权的情况。这个例子显然也是把心理层面的主人与实质上的主人混为一谈了。
3、契约体现了A对B的支配意志
我们再来说说契约层面的情况,如果我们把法律视为一种约定,那么法律也是一种契约,所以这里面的原理也是相通的,契约体现了A对B的支配意志。
举一例,A是B的主人,B是一辆汽车,C向A借用这辆汽车,经A同意后,如果A没有作出多余限制,C有权决定把车开往哪里。此时C对B的处置是经过了A的授权才实现的,经A授权或许可后,C对B作出的任何处置,都属于执行A对B的支配意志。而且非常明显的一点是,A对C进行授权或许可时,完全有权向C提出要求,而C则必须在此要求下行使权力,否则C就在事实上违背了契约,这里并不排除C违背契约而导致A在事实上丧失对B的主人地位的情况,比如C把车开走后不再归还。
但是我们对支配权的定义是不需经过别人的授权或许可,即可根据自己的意志对B进行处置。从这个角度讲,C对B显然没有支配权。
4、小结
我们在找“例外情况”的时候,首先应该想到这点:A对B的支配权被“剥夺”的方式是否本身就体现了A对B的支配意志?如果是的话,A只是被自己的意志剥夺了。如果找到符合条件的“例外情况”,可以让民主的边界变得更为清晰,只是本书涉及的内容可能都需要加上一些附加的条件才成立。

1-5 我们为什么会认同民主

如果“国家的主人”与“铅笔的主人”“面包的主人”“阿猫阿狗的主人”里面的主人指代的是相同的意思,那我们就很容易理解人们为什么会轻易认同“民主”这玩意了。
我们就算没见过民主长什么样,但是只要看一下自己身边的物品与自己的关系,很容易就会发现,“我是面包的主人”与“我不是面包的主人”相比,显然“我是面包的主人”对我更为有利。哪怕这个事情用在人与人的关系上也是一样的,比如“我是你的主人”与“你是我的主人”相比,我显然会认为前者对我更为有利,因为现实也是如此的,主人可以支配奴隶,但奴隶却不能支配主人,两种情况产生的利益流向是不一样的,基于人性趋利,人们显然希望自己处于主人地位。这就是人类为什么会在即使没见过民主的情况下,却依旧会轻易的认同民主的根本原因。
我们绝大多数人对民主的认同,都绝不是基于我们对民主的起源和发展历程的了解,也不是基于对各种民主理念和民主制度的认同,仅仅是因为民主这个词在字面上给我们传达了“人民是主人”这样的意思,以及我们意识到主人地位对自身的相对有利的特点,仅此而已。
只要人们普遍认为“成为主人总是相对有利的”,那么基于人性趋利避害,在这些认知被改变之前,人类对民主的追求就是一个不可逆的事情。即便有人可以在短期内使人们对民主产生负面的看法,但从长远来看,只要民主确实是指人民是国家的主人的意思,那么总会有人对这些负面的看法产生质疑:为什么我是面包的主人是有利的,为什么我是钞票的主人也是有利的,但偏偏成为国家的主人却是不利的?由这些质疑就会引向我们对具体的民主形式的反思:这些民主形式真的可以确保人民成为国家的主人吗?如果不能的话,问题本来就不出在民主身上,那我们要想办法改掉的只是具体的形式,使之符合民主的界定标准。
另一方面,如果人民对民主的追求是一个不可逆的事情,那么随着民主理念的普及,任何阻挠民主成为现实的势力都会成为人民的对手,被迫成为人民的敌人。
最后,我们从理论层面简单的论证一下“A是B的主人”比“A不是B的主人”对A更有利:既然A是B的主人,那么依据定义,A对B拥有支配权,而这个支配权本身就包括了A有权放弃对B的支配权。什么意思呢?就是指主人可以选择成为非主人,而非主人却不可选择成为主人,那么在利害方面就存在如下关系:当身为“主人”相对有利时,主人可以选择获利,而非主人不可选择获利,当身为“非主人”相对有利时,主人仍然可以选择获利,于是身为主人的相对有利一目了然,然后我们就可以从这个一般性的情况推定民主的相对有利。
上面我们在论证身为主人的相对有利时,体现在身为主人有权选择获利,而不体现在身为主人一定会获利。因为有权获利不等于一定获利,如果A对B的支配出错了,这种出错本身就会导致一个不利的结果。比如我是这把刀的主人,如果我用这把刀伤害自己,这个结果显然对我是不利的,但这个不利的结果并非因为我是这把刀的主人这个层面而造成的,而是因为我对这把刀的错误支配造成的。当我拥有这把刀时,我可以正确的利用它,也可以错误的利用它,我为什么偏要选择错误的利用它呢?基于人性趋利避害,我没有错误利用它的动机,只是错误的认知可能导致我出错而已,但是在国家层面,我们可以对政府行为进行把关,从而强制政府只能正确的处置国家,做出于民有利的行为。

1-6 西式民主并没有体现出人民是国家的主人

我们在讨论民主这个话题时,非常容易引出混乱,一但出现混乱,接下来的往往就只是立场之争。这主要是因为不同的人会用“民主”指称不同的情况,但大家在讨论时却都使用同一词汇。所以,当我们要把这个事情理清时,就要先把“民主”这两个字眼从各种情况里拿开,仅用它指称的具体情况来进行讨论,这样才可能理清其中混乱。
我们前面演绎出来的民主的界定标准,它实质是“人民是国家的主人”的界定标准,这一标准就是:当且仅当人民对国家拥有支配权,人民才是国家的主人。它并不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西式民主”的界定标准,也不是“中式民主”的界定标准。
我们通常所说的西式民主的界定标准,是对西方国家选票政治的现实情况进行归纳得出的一些基本特征,然后把这些特征当成是西式民主的构成要件,所以它实质只是西方选票政治模型的界定标准。目前人们对这一标准比较有共识的点包括:多党竞争、分权制衡、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
通过对比就可以看出,“人民是国家的主人”的界定标准与“西方选票政治模型”的界定标准不等价。既然不等价,那就等于说,即便我们凑齐了“西方选票政治模型”的全部要件,也不能使我国人民成为国家的主人。换一种说法就是,现实中的“西式选票政治模型”并没有体现出“人民是国家的主人”。
所以现在的问题是,你希望实现的是“西方选票政治模型”,还是实现“人民对国家的主人地位”?同理,你希望实现的是“中式民主”,还是希望人民成为国家的主人?如果你希望人民成为国家的主人,那么在本书论证没有出错的情况下,想办法让人民拥有对国家的支配权则是让人民成为国家主人的唯一路径,因为它是充要条件,除非你能找到一个例外情况去证伪它。

1-7 民主一词的指向要统一于民主理念

上一节我们指出了“西式民主”并没有体现出“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但是很多人会这样讲:即便你说的对,但我们平时在使用民主一词时,就是用来指称“西方选票政治模型”的,在这一模型与“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不等价的情况下,你只能给“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另起一个名字,而不应该跟“西方选票政治模型”抢名字。
在这种说法里隐藏了一个非常普遍的误解,我们很多人以为我们在使用民主一词时,在彼此的大脑里只有一个指向,它要么指向这种情况,要么指向其它情况。其实这不是事实,事实是:在我们所有人的大脑中都对民主一词构建了两种并存的指向,分别是理念层面的指向和现实层面的指向。这种双重指向的情况不只是出现在部分人脑中,而是所有人都如此。
一方面,所有人在理念层面都认为民主指向“人民是国家的主人”,所有人在这个层面上是没有任何争议的,只是在表达形式上有些不同,最常见的两种表达形式是“人民主权”与“人民当家作主”,而这些表达形式在核心意思上与“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完全一致。关键是,所有人不仅认为民主在理念上指向“人民是国家的主人”,而且所有人都认同“人民应该成为国家的主人”。也就是说,大家不仅在理念上的指向没有任何差异,而且都认同这一指向所反馈的主张。从这个角度讲,我完全没有必要为“人民是国家的主人”这种情况另起一个名字,因为所有人都知道民主一词与它有对应关系。
另一方面,人们在对民主理念层面的指向没有争议的前提下,却对于民主在现实情况中的指向有着不同的看法。有些人用民主一词来指称A国的政治现实,有些人用它来指称B国的政治现实,于是在现实层面出现了命名之争。造成这种现象的部分原因是:有些人认为A国的政治现实才能体现“人民是国家的主人”,有些人则认为B国的政治现实才能体现。另一部分原因则是因为在具体的谈话语境里,不管我们认为A国情况能否体现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但我们在进行交流时,我们知道对方在谈及民主时是用来指称A国政治现实,还是指称B国政治现实。比如我自己,我不认为当前任一国的政治现实能够体现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但是不同的人在跟我交流时,我又知道他提及的民主是用于指称哪种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对它提及的政治现实发出批评,我就可能会被迫依据他提供的语境沿用民主一词,于是我对他认同的政治现实的批评,就会变成对“民主”的批评。这种情况不只是发生在我身上,而是发生在我见过的这一话题的多数争论之中。这就导致了一个结果,就算我明明在批评的只是A国政治现实,对方也会认定我在批评“人民是国家的主人”这一主张,然后对方会“很礼貌”的跟我表明“跟我这种宁愿跪着,而不愿站着的人”没有什么可讲的。
心细的朋友应该看出来了,如果民主一词在理念层面的指向与现实层面的指向不一致,会引出两个不好的后果。一,A国或B国政治现实会在我们的谈话中或认知中冒充“人民是国家的主人”这种情况,又因为所有人都认同“人民是国家的主人”这一主张,于是该国政治现实会因为成功的冒充而得到人们的认可;一但A国或B国的政治现实并不如人们想象中美好时,“人民是国家的主人”这一主张又会反过来替A国或B国的政治现实承担各种批评和骂名。二,你说A国是民主国家,他说B国是民主国家,AB两国情况不一样,我们将无法判定到底谁才是民主国家,也无法断言AB两国都不是民主国家。
如果民主在理念层面和现实层面的指向是一致的,那么当A国政治现实没能体现人民是国家的主人时,A国就不应被指称为民主国家,以杜绝A国政治现实因为成功的冒充了民主而获得人们的认可,也能让民主少承担一些本不属于它的骂名,这些骂名会在事实上阻挠了人们对民主的追求,因为这些骂名在干扰人们的认知,让人们觉得民主也不是什么好鸟。
综上所述,我们应该把民主一词在理念层面和现实层面的指向统一起来,并且是统一到民主理念这个层面,因为所有人在这个层面的指向是有共识的,并且所有人都认同“人民是国家的主人”这一理念。那么被统一后,当且仅当某国的政治现实体现了“人民是国家的主人”这一理念时,我们才能把它判定为民主国家。

1-8 从选票政治的现实归纳不出人民如何才能成为国家的主人

即然“西方选票政治模型”并不能体现“人民是国家的主人”,那么我们对这一现实的归纳,顶多只能归纳出“西方选票政治”的一些变量关系,但就算你把其中所有的变量关系都搞清楚了,由此获得的认知也不能指导人们如何成为国家的主人,因为它们不是同一类别的事物,我们无法从中获得指导。这就好比说,就算你天天研究水煮鸭,顶多只能让你制作水煮鸭的技术日渐精进,但是你不可能从中了解到烤熊猫肉的制作工艺。
如果现实世界中,没有任一国家的政治现实体现了人民是国家的主人,那么我们不仅无法从“西方模式”中归纳出人民如何才能成为国家的主人,我们根本上是无法从任一政治现实中归纳出人民如何才能成为国家的主人。因为“人民是国家的主人”这种情况作为观察对象是缺失的,于是我们自然无法通过观察来归纳出什么,我们只能采用演绎法,也就是从一般性的主人地位里演绎出民主的界定标准。就如同烤熊猫肉一样,它是不存在的,但当我提及烤熊猫肉一词时,所有人都知道我在谈论什么,大家到底是从哪得知一个并不存在的事物的界定标准的呢?正是从一般性的烤肉的界定标准里演绎出来的,一般性的烤肉的界定标准是:经由炭火烤制或烤箱烤制而成的肉食。那么演绎到烤熊猫肉上面,就可知道它是指经由炭火烤制或烤箱烤制而成的熊猫肉。
其实,所有指向将来的构建都只能使用演绎法,因为当我们要归纳的对象还不存在时,我们根本无法对一个不存在的事物进行观察,并由此归纳出什么。虽然我们在演绎时用到的依据也是来源于归纳,但此时的归纳对象不是我们要获得的事物本身,而是相应事物所归属的更大的类别,比如我们在确立烤熊猫肉的界定标准时,要归纳的不是烤熊猫肉本身,而是归纳出烤肉的界定标准。
我们最后补充一点,有些人会认为我在使用类比,他没有看出其中的区别。从A直接到B,叫做类比;从A到AB共属的类别,再到B,就叫演绎。在本章的论证里,我是先归纳出了“一般”,然后再演绎到民主这个“个别”上面的。在后面几章的论述里,我提及的每一个个案,都是为了讲述其中的“一般”,而不是用于作类比,但这种“从个别到一般,再从一般到个别”的痕迹会轻一些,主要是为了用尽可能少的文字把事情论述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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